所以认人的工作分几个步骤或几种情况。对于姓名俱全而且容易辨识的人，要确定他的身分及与收信人的关系，避免误认。如陈万言，沈津等，约略同时就有同名的两人。结合信件内容及方用彬的情况，可以确定写信的陈万言是曾任御史，号海山的广东南海人陈万言；沈津是曾任黟县知县，号玉壶道人的浙江慈溪人沈津。姓名虽全而字迹不易辨认的就要准确认字，避免误认。因为姓名和书信内容有区别，信文中有个别字难认，有时还可结合上下文意来推测、辨认，姓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无从推测。有名无姓的写信人，辨认起来更困难，因为异姓而同名的人比同姓名的人要多得多，单名者更是如此。前述日本玉置环斋的《人名略录》考证多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名无姓的人，他往往在工具书中找到一个同名的人就加以认定。辨认有名无姓的写信者，要运用多种手段。如“元声”，就是从钤在信上的印章及其他信的内容知为旌德知县乐元声；“昌先”，就是从信的内容知为王世贞的外甥曹昌先；“成”，从笔迹对比知为歙县的汪大成。至于无名无姓者，只能从笔迹、内容、印记等多方面综合判断，才有可能得到答案；当然，也可能无法得到答案。
    总之，认写信人的工作，无名无姓或有名无姓的要确定其姓名，有姓名而难认者要准确辨认，即使认出姓名还要注意避免与同姓名者混淆。所有写信人，都要尽量确定其身分，了解其简历及其与收信人方用彬的关系。至于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在有关信件的考释部分都有说明。到目前为止，四百八十余名写信人中，已确定其身分者约有百分之八十。对于四百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收信人来说，这已是很高的比例了。
    信中提到的人，除晚辈或地位较低者外，一般都称字、号或官称、尊称，许多人的字、号在现有的工具书中是查不到的。这就需要综合写信人及收信人的关系、信件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线索、因素去查证。例如“月”册第七十四函，作者为刘之印，仪真（今江苏仪征）人，画家。信中说，他“归家未久，承史云老见召，即渡江南”。这个“史云老”是谁呢？信中还提到，他家的“小价至溧阳”，带来了方用彬给他的信，由此可知史云老在江南的溧阳，并且有相当高的地位。我在嘉庆《溧阳县志》中查到史继书其人，为锦衣卫指挥，有著作《云津诗集》；这批信札的“土”集中还有史继书给方用彬的名刺。因此断定“史云老”就是史继书。后来更在徐春甫《古今医统》卷首《助梓缙绅诸公氏号》中，发现名单中也有史继书，并注明“号云津，应天溧阳人”。遂无疑义。
    （三）认时
    所谓认时，就是确定每封信的写作时间。古代中国的书信，极少著录时间。这七百多封书信，只有一封有年、月、日，但用的还是干支纪年法；干支六十年一轮回，要结合其他因素才能确定它的具体年份。少数有月日而无年，或只有日而无年月，多数年月日俱无，认时更加困难。但历史活动总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活动，人、时、地，是历史活动的三个要素。我在考释中尽可能确定或大致确定每封信的写作时间。
    如“日”册第四九、五十函都是臧懋循写的。两信均无年月日，但前信有“不佞近待罪屏居，不能奉谒”，后信有“废业之人，不能出与足下握别”的话。臧懋循是著名的《元曲选》的编者，浙江长兴人，从《万历野获编》等书中可知，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被人弹劾，时间是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这两封信当作于此年。
    （四）认地
    认地就是确定信件写作的地点和收信的地点。这批信件中只有少数写明写信的地点，也只有少数可以一眼看出收信人当时所在的地方。绝大部分需要考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至今还没能确定其地点。
    前面提到的臧懋循两信，可知写自南京，而且也可证明当时方用彬也正旅居南京。
    “金”册第三五函是方用彬族叔方尚綋信，信末署明“寓沙沟劣叔尚綋顿首”，有明确写作地点。但沙沟是县以下的一个小地名，究在何处？信中说他“十月间进沙沟置鱼，拟十一月至宁国，年终至舍少叙间阔之私，不意天雪绵绵，河冰冻合，羁于湖泊之中”。我在光绪《盐城县志》中查到盐城有沙沟镇，在县西九十里，镇临与兴化交界之大纵湖。盐城自宋以来就有“县人以渔盐为业”的记载。这样，无论从信中所述沙沟方位（在宁国之北）、产品及临湖的情况综合判断，方尚綋写信之沙沟为盐城（今属江苏）县的沙沟镇。而此时方用彬在家乡歙县。
    （五）认事
    所谓认事，就是对信件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讲清楚信中所说的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解释有不同层次，最起码的是从字面上将其意义讲清楚；而有些信一看就可以清楚其字面意义。我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发掘出其深层次的意义。下面以“日”册第十函为例作一说明。
    “日”册第十函连上下款只有三十七个字，全文如下：“小编烦兄命人印一百部。每本该纸价、工价若干，一一奉上，但求速耳。侍生丘齐云拜。元素兄丈。”此信字迹容易辨认，没有“认字”方面的困难。写信人、收信人很清楚，没有“认人”的困难。信的内容也很明白，写信人丘齐云请收信人方元素（用彬）替他找人印他的“小编”，承诺负担纸价、工价，要求尽快印好。从字面上来说，也容易理解。但这只是第一层意义。现在进而解释它的第二层意义：我们已经知道收信人方用彬是徽州府歙县人，丘齐云找方刻书、印书，说明当时歙县刻书、印书业的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旁证。如果我们再想发掘它的第三层意义，就要查出丘齐云想要刻印的是什么书？“小编”中的“小”是丘齐云对自己作品的谦称。丘齐云字谦之，湖广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四川富顺知县，升户部郎，出为广东潮州知府，三十八岁即致仕。与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欧大任等人均有交游。汪道昆为他写了墓志铭，陈田《明诗纪事》、民国《麻城县志》等书有他的小传，记载他的著作有《吾兼亭集》、《粤中稿》、《南北游草》、《楚丘集》、《度辽集》等。如果丘齐云要方用彬刻印的是以上著作中的一种，信中应称小集、小稿或小草，而不应是“小编”。后来我先后在朱孟震《朱中丞全集·游宦余谈》、潘之恒《亘史》和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找到三条记载，知道丘齐云编有《遥集编》，因此可以确定信中所说的“小编”就是《遥集编》。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而解释它的第四层意义：《遥集编》究竟有什么内容？它说明了什么问题？《遥集编》单本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它的内容却可以从上述朱孟震、潘之恒和钱谦益所载中得知。朱孟震的记载比较简单，潘之恒则可能把《遥集编》全编以及序跋都录下来了，从所录谢陛序及李素素跋可知，丘齐云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携此稿至徽州，此信写作及《遥集编》的刻印应在此时此地。《遥集编》收集了丘齐云和妓女呼文如两人唱和的诗歌。《列朝诗集》照例为每一位入选者作一小传，它在闰集第四中收入呼文如诗二十一首，所作呼文如小传曰：“楚人丘谦之《遥集编序》曰：‘万历间，江夏营妓呼姬文如，小字祖，知诗词，善琴，能写兰，与其姊举齐名，或讹为胡姓云。岁丙子，西陵有丘生者，以民部郎出守粤，过黄州，遇文如于客座，一见目成，遂定情焉。将携之以东，生之父不许。生不得已，乃为书谢文如，文如恸绝，刺血写书以报，誓死无它。生需次赴京师，便道过楚，访文如于武昌，相见甚喜，饮庭中安石榴下，赋一诗以呈生。视其图记，文曰：“丘家文如沥酒树下”，曰：“妾所不归君者，如此石矣。”将别，泣而请曰：“丝萝之约如何？”生曰：“以官为期。”文如笑曰：“观君性气，非老于宦海者。君散发我结发，当不远矣。”生调知阆州，果罢官。归，复以事如京师，久之还里，文如促数诒书，订于归之约，其父母力柅之。壬午冬，大雪，登楼抚槛，念文如在三百里外，前期未决，傍徨凝望。俄而闻橹声咿哑，一小艇飞楫抵楼下，推篷而起，则文如也。惊喜问之，则曰：“父利贾人金，将卖妾。事急矣，买舟潜发。三鼓至阳逻，五鼓以金钗市马，明日至亭州，易舟以行。稍迟一日夜，落贾人手，吾死无日矣。”相与抱持恸哭。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禽成礼焉。生罢官无长物，携文如遍游名山，弹琴赋诗以终其身。追忆往事，附以赠言，编次成编，命曰《遥集》云。’谦之名齐云，隆庆戊辰进士，豪于诗，亦以豪去官。编中载两人酬和诗甚富。谦之诗多伧父面目，殊不堪唐突，文如所取于谦之者，以意气相倾说耳，非以其诗也。余故择而采之，谦之诗附见一首。”士大夫与妓女唱和，在当时视为风流韵事，从《遥集编》的编印以及文人的赠言可知。解释至此，似可终结，但我认为尚可更进一层次。《列朝诗集》闰集六外夷朝鲜门《许妹氏》条收朝鲜女道士许景樊诗，在许氏小传中，引柳如是大段评论，最后数句是：“承夫子之命，雠校香奁诸什，偶有管窥，辄加椠记，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云云。“夫子”指钱谦益，“香奁诸什”指《列朝诗集》闰集中妇女诸诗门名，呼文如诗也在其中。《牧斋遗事》也说柳如是为钱谦益勘定《列朝诗集》中的妇女诗。我们知道，柳如是也有同呼文如相似的身世。《列朝诗集》从《遥集编》中选收呼文如诗达二十一首之多，而仅收丘齐云诗一首作为附录，有理由推断这反映了柳如是的取向。解释至此，不免引发一点感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古代希腊相似，像柳如是、呼文如等有才华的妇女，往往出身于娼妓，这是妇女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上面所说“五认”，概括了我为这批方氏信件所作的考释工作的内容。我在表述上不能不有次序的先后，而在实际工作中，因每通信件情况之不同，这“五认”的工作经常是交互进行的。
    在第二节中我已介绍过，这批信件的内涵相当丰富。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专业，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研究。例如书法，这批信件本身，就是当时书法的一大集成。写信人中有些以书法著名，如周天球、詹景凤等，他们虽然也有书法作品传世，但友朋信札反能在不经意中流露出真性情。方用彬本人善书，也喜欢收集书法作品，信中不少是讨论书法、交换以至买卖书法作品的内容，是书法史的珍贵资料。又如篆刻，这批书信中钤有二百多方印章，其中不乏名家名作。方用彬也善篆刻，朋友中有当时第一流的篆刻家，书信中也有篆刻史的资料。至于当时文人集会结社，吟诗作画，以及宗族的活动，商业的往来，人际的交往等等，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艺术等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我在本书中所作的，就是对这一大批有高度史料价值的明人信札进行最基础的研究，为现在及将来的研究者扫除障碍，开辟道路。我也将在本书完成之后，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方用彬为中心，撰写《嘉靖万历一儒商--徽州方用彬信件研究》一书。
    四
    我要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如何确定这批信件的收信人的问题。我所以这样做，首先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收信人是谁，或者误认收信人的身分，整批信件的研究即使不说是根本不可能，也会误入歧途。其次，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决定了全书的写法及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读者理解的方便，前面三节中我所说明的问题，许多都是研究的结论，而并非它的原始状况。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按照研究的过程来展开我的论述的。我在接触这批信件的时候，对信件的诸方面茫无所知，而在一些问题上还受到了误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批信件的收信人的姓名及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