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不仅是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之作，也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最基础的史料之一。《通鉴》取材广泛，除了十七史外，还参考了三百余种当时可见的各类资料，并在编纂过程中精心考察了史料的异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编纂《通鉴》时，《旧唐书》《新唐书》和《五代史》所依据的实录、国史、诏敕、传状、文集、谱录、野史等原始史料大都原本俱在，司马光将这些原始史料与正史的相关记载重新进行了精审的比勘工作，纠正了包括正史在内的许多原始资料的错误，对于研究隋唐五代的历史而言，《通鉴》的史料价值甚至远远高出正史。司马光在给宋次道的信中说，他委托范祖禹将唐代部分的内容先以长编的形式按年月日顺序编次，以四丈截为一卷，长编草稿总共有六七百卷，最终删削成书“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①。但是与其他经典著作一样，《通鉴》也难免会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些可能是因为一时疏失所致，而有些则与《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有关。对《通鉴》的错误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通鉴》的相关记载，纠正史实错误；而且对进一步认识和利用编年体史书中保存的史料也不无裨益。本文试以《通鉴》有关突厥的记载为例，对以上两类错误分别进行粗浅的讨论，同时对《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的错误也做一些探究，希望得到同行的指教。
    一、与编写体例有关的错误
    作为编年体著作的典范之作，《通鉴》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原本杂乱无序的记载编入统一的年代序列，建立科学的时间框架体系，便于把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虽然司马光精心制定了严密科学的编纂体例，以便将各种史料条贯有序地纳入《通鉴》②，但由于需要处理的史料太多，在编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根据对《通鉴》突厥史料的整理，与编年体例有关的错误大体可以分为“一事重出”、“分系两处”、“误系年代”等三种不同的类型。以下试举例说明。
    （一）一事重出
    对持续时间较长的历史事件，《通鉴》在叙事时往往采用“终言之”的处理方式，即将发生在不同时段的同一事件，集中放在某一特定时段叙述，用“初”或“先是”等字眼将事件的前后经过勾连在一起。这种叙事方式有效地避免了编年体史书最易出现的叙事过于支离破碎的缺陷，有助于对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把握。但是作为鸿篇巨制，有时在“承前”或“启后”时难免前后偶失照应，造成一事重出的现象。
    例1.《通鉴》卷181，[大业五年六月]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帅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1]5645
    下文《通鉴》卷187武德二年二月复载：“初，隋炀帝自征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以数千骑奔党项，炀帝立其质子顺为主，使统余众，不果入而还。会中国丧乱，伏允复还收其故地。上受禅，顺自江都还长安，上遣使与伏允连和，使击李轨，许以顺还之。伏允喜，起兵击轨，数遣使入贡请顺，上遣之。”[1]5841武德二年，唐朝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商议，以归还慕容顺作为联合打击李轨的条件，《通鉴》在记叙这次事件时，采取了“终言之”的叙事方法，追叙大业五年隋炀帝遣返慕容顺的事件。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在大业五年已经完整记载了同一事件，“不果入”以上的内容，与大业五年的记载完全重复，只是详略稍有不同。
    例2.《通鉴》卷208，[景龙元年]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1]6610
    《旧唐书》卷7《中宗纪》、《新唐书》卷4《中宗纪》亦载此事，与《通鉴》同。只是《通鉴》同卷同年下又载：“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③。”[1]6617很明显，张仁愿在本年十月击败突厥，《通鉴》终言其事，连带记叙五月任命朔方道大总管事，但是却忽略了本年五月已经专门记载了任命张仁愿一事，由此造成了同一事件的前后重复记载。
    （二）分系两处
    “分系两处”是指《通鉴》误解旧史原意，或者沿袭旧史的错误，将同一事件放在不同的年代分别叙述。如果说“一事重出”只是对同一事件重复记载，事实本身并无错误的话，“分系两处”则往往会造成史实的错误，对史学研究形成误导。
    例3.《通鉴》卷178，[开皇十九年十月]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千余级。[1]5569
    下文卷179文帝仁寿元年正月下又载：“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1]5588按，“步迦可汗”即“达头可汗”的别称。如果根据《通鉴》的记载，则开皇十九年达头可汗败代州总管“韩洪”于恒安，仁寿元年，达头可汗再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果真有如此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