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诸说杂出
    对同一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有时会存在不同的记载，修撰《通鉴》时，也偶有思虑不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不加考辨，顾此失彼，诸说杂出，形成《通鉴》正文的自身矛盾。
    例12.《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十二月]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沙钵略惧，回兵出塞。[1]5459
    按，此称染干为“沙钵略之子”，《隋书》卷84《突厥传》亦称“沙钵略子曰染干”，与《通鉴》本条相同。但是下文《通鉴》卷178开皇十三年又记载“处罗侯之子染干”，前后互歧。开皇十三年下《考异》称：“《突厥传》云‘沙钵略子’。今从《长孙晟传》。”此取《突厥传》，彼从《长孙晟传》，两说杂出，造成了自身的矛盾。今按，《通典》卷197《突厥》上记载染干为“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之子”，显然是《隋书·突厥传》在编次史料时夺去了有关“处罗侯”的内容，染干也就误成了“沙钵略之子”（14）。据《考异》可知，《通鉴》本条从《隋书·突厥传》误。
    例13.《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十月]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1]6262
    此称阿史那社尔立薛婆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旧唐书》卷198《焉耆传》同。《新唐书》卷221上《焉耆传》作“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册府元龟》卷966略同《新唐书》，惟“婆伽利”作“龙婆伽利”。可见有关唐朝此役后所立焉耆王，旧史有“先那准”和“（龙）婆伽利”两说，《通鉴》从《旧唐书》取先那准说。但是《通鉴》下文卷199永徽二年四月下又载“焉耆王婆伽利卒”。前从《旧唐书》称“先那准”，后据《新唐书》谓“婆伽力”，当是因史料来源不同，又未加考辨，从而前后矛盾，二说歧出。在立先那准为焉耆王下，胡三省注称：“《新书》曰：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此从《旧书》。”只是列举了异说，但没有注意到《通鉴》因史料来源不同而自身前后矛盾。
    例14.《通鉴》卷181，[大业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1]5658
    按，“曷婆那”或作“曷娑那”，在隋唐史籍中又作“曷萨那”。《考异》在“赐号曷婆那可汗”下称：“《唐·李轨传》作‘曷娑那可汗’，今从《隋书》。”是《通鉴》本条源于《隋书》（15）。但是在同卷下文本年三月《通鉴》又载：“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前称“曷婆那”，后作“曷萨那”，前后互异，又未作任何说明，显属疏失。
    三、《考异》的失误
    《通鉴》在编纂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史料的鉴别处理，对一件史实，往往要采撷几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加以对比考察，当史料出现歧异时，则选取更合情理或更接近事实的记载写入正文，并将舍弃的史料也记录下来，特别说明取舍的理由，撰成了《考异》一书（16）。司马光创建的“考异法”（17），对后代史书的编纂和史学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考异》的贡献不仅在于创设了一种新的体裁，而且藉由《考异》，保存了许多现在已经佚失的珍贵史料的片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最初撰写《考异》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通鉴》的记载，而《考异》也确实在研究和利用《通鉴》的史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考异》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了《通鉴》对史料的取舍，导致了《通鉴》正文的失误。
    例15.《通鉴》卷184，[义宁元年]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妻鞠氏为皇后，子仁果为皇太子。遣仁果将兵围天水，克之，举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性贪而好杀。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火上，稍割以噉军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1]5746
    《考异》在“薛举自称秦帝”下称：“《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辛卯，举称尊号。’按：今冬举败，问褚亮曰：‘天子有降事否？’是则已称尊号也。今从《唐书·举传》。”《考异》指出《唐高祖实录》薛举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称帝，但《考异》认为《唐高祖实录》的记载不足据，遂根据《新唐书·薛举传》，将薛举称帝的时间定为义宁元年（617）。
    今按，《册府元龟》卷122载：“唐高祖初为唐王，隋义宁二年四月，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乃下令曰：‘大业丧乱，兵革殷繁，天下黔黎，手足无措。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方一戎衣，静兹多难，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通途，恐相侵暴，今便命将授律，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底定。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自国刑家，同享安乐。’”[7]1455义宁二年五月甲子，李渊始称帝，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本年“四月辛卯”仍是义宁二年，还没有改元武德，作为编年体史书，在《高祖实录》中断然不会出现“武德元年四月辛卯”的记载，“武德元年”云云，显然是《通鉴》为了叙述方便，以改元之后的年号来引述《高祖实录》的记载。也就是说，《高祖实录》原文应该是“义宁二年四月辛卯”，与《册府元龟》“义宁二年四月”的记载相同，只是《册府元龟》为求省文删去了“辛卯”日，《册府元龟》本条应该来源于《唐高祖实录》。“四月辛卯”指唐高祖作为唐王“下令”诸郡“各募部民”，共讨薛举的时间，而不是薛举称帝的时间，《考异》因为这篇令文前有“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等追述性的文字，遂误以为《唐高祖实录》记载薛举称帝在“武德元年四月辛卯”。
    例16.《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1]6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