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4)
(三)诸说杂出 对同一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有时会存在不同的记载,修撰《通鉴》时,也偶有思虑不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不加考辨,顾此失彼,诸说杂出,形成《通鉴》正文的自身矛盾。 例12.《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十二月]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沙钵略惧,回兵出塞。[1]5459 按,此称染干为“沙钵略之子”,《隋书》卷84《突厥传》亦称“沙钵略子曰染干”,与《通鉴》本条相同。但是下文《通鉴》卷178开皇十三年又记载“处罗侯之子染干”,前后互歧。开皇十三年下《考异》称:“《突厥传》云‘沙钵略子’。今从《长孙晟传》。”此取《突厥传》,彼从《长孙晟传》,两说杂出,造成了自身的矛盾。今按,《通典》卷197《突厥》上记载染干为“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之子”,显然是《隋书·突厥传》在编次史料时夺去了有关“处罗侯”的内容,染干也就误成了“沙钵略之子”(14)。据《考异》可知,《通鉴》本条从《隋书·突厥传》误。 例13.《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十月]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1]6262 此称阿史那社尔立薛婆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旧唐书》卷198《焉耆传》同。《新唐书》卷221上《焉耆传》作“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册府元龟》卷966略同《新唐书》,惟“婆伽利”作“龙婆伽利”。可见有关唐朝此役后所立焉耆王,旧史有“先那准”和“(龙)婆伽利”两说,《通鉴》从《旧唐书》取先那准说。但是《通鉴》下文卷199永徽二年四月下又载“焉耆王婆伽利卒”。前从《旧唐书》称“先那准”,后据《新唐书》谓“婆伽力”,当是因史料来源不同,又未加考辨,从而前后矛盾,二说歧出。在立先那准为焉耆王下,胡三省注称:“《新书》曰: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此从《旧书》。”只是列举了异说,但没有注意到《通鉴》因史料来源不同而自身前后矛盾。 例14.《通鉴》卷181,[大业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1]5658 按,“曷婆那”或作“曷娑那”,在隋唐史籍中又作“曷萨那”。《考异》在“赐号曷婆那可汗”下称:“《唐·李轨传》作‘曷娑那可汗’,今从《隋书》。”是《通鉴》本条源于《隋书》(15)。但是在同卷下文本年三月《通鉴》又载:“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前称“曷婆那”,后作“曷萨那”,前后互异,又未作任何说明,显属疏失。 三、《考异》的失误 《通鉴》在编纂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史料的鉴别处理,对一件史实,往往要采撷几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加以对比考察,当史料出现歧异时,则选取更合情理或更接近事实的记载写入正文,并将舍弃的史料也记录下来,特别说明取舍的理由,撰成了《考异》一书(16)。司马光创建的“考异法”(17),对后代史书的编纂和史学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考异》的贡献不仅在于创设了一种新的体裁,而且藉由《考异》,保存了许多现在已经佚失的珍贵史料的片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最初撰写《考异》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通鉴》的记载,而《考异》也确实在研究和利用《通鉴》的史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考异》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了《通鉴》对史料的取舍,导致了《通鉴》正文的失误。 例15.《通鉴》卷184,[义宁元年]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妻鞠氏为皇后,子仁果为皇太子。遣仁果将兵围天水,克之,举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性贪而好杀。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火上,稍割以噉军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1]5746 《考异》在“薛举自称秦帝”下称:“《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辛卯,举称尊号。’按:今冬举败,问褚亮曰:‘天子有降事否?’是则已称尊号也。今从《唐书·举传》。”《考异》指出《唐高祖实录》薛举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称帝,但《考异》认为《唐高祖实录》的记载不足据,遂根据《新唐书·薛举传》,将薛举称帝的时间定为义宁元年(617)。 今按,《册府元龟》卷122载:“唐高祖初为唐王,隋义宁二年四月,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乃下令曰:‘大业丧乱,兵革殷繁,天下黔黎,手足无措。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方一戎衣,静兹多难,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通途,恐相侵暴,今便命将授律,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底定。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自国刑家,同享安乐。’”[7]1455义宁二年五月甲子,李渊始称帝,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本年“四月辛卯”仍是义宁二年,还没有改元武德,作为编年体史书,在《高祖实录》中断然不会出现“武德元年四月辛卯”的记载,“武德元年”云云,显然是《通鉴》为了叙述方便,以改元之后的年号来引述《高祖实录》的记载。也就是说,《高祖实录》原文应该是“义宁二年四月辛卯”,与《册府元龟》“义宁二年四月”的记载相同,只是《册府元龟》为求省文删去了“辛卯”日,《册府元龟》本条应该来源于《唐高祖实录》。“四月辛卯”指唐高祖作为唐王“下令”诸郡“各募部民”,共讨薛举的时间,而不是薛举称帝的时间,《考异》因为这篇令文前有“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等追述性的文字,遂误以为《唐高祖实录》记载薛举称帝在“武德元年四月辛卯”。 例16.《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1]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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