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2《高祖纪》仁寿元年春正月：“突厥寇恒安，遣柱国韩洪击之，官军败绩。”[2]46又，《隋书》卷52《韩擒虎传》附《韩洪传》：“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遇虏于恒安，众寡不敌，洪四面搏战，身被重创，将士沮气。虏悉众围之，矢下如雨。洪伪与虏和，围少解。洪率所领溃围而出，死者大半，杀虏亦倍。洪及药王除名为民，隆竟坐死。”[2]1342-3433《隋书》卷84《北狄传·突厥》亦载：“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于恒安，废为庶人。”[2]1873在相关记载中，只有“代州总管韩洪”在仁寿元年败于突厥达头可汗，并无代州总管“韩洪”与代州总管“韩弘”分别在开皇十九年和仁寿元年败于达头可汗的记载。
    今按，《隋书》卷74《赵仲卿传》开皇十七年后称：“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命仲卿处之恒安。以功进位上柱国，赐物三千段。朝廷虑达头掩袭启民，令仲卿屯兵二万以备之，代州总管韩洪、永康公李药王、蔚州刺史刘隆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虏千余级。”[2]1697《通鉴》开皇十九年的记载当源出《赵仲卿传》，惟韩洪在开皇十九年出鎭恒安，仁寿元年败于突厥达头可汗，《赵仲卿传》将两件事合在了一起。《通鉴》未察其中原委，将仁寿元年的战役移到了开皇十九年下，又从而在仁寿元年下将“韩洪”改成了“韩弘”。这样一来，不仅一次战役变成了两次，而且代州总管也变成了两人。
    例4.《通鉴》卷181，[大业四年七月]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鎭、戍，天下轻罪徙居之。[1]5641
    今按，“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鎭、戍”云云，是指唐灭吐谷浑后，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并派兵镇戍一事。胡三省在“置州、县、鎭、戍”下解释说：“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显武、济远、肃宁、伏戎、宣德、威定、远化、赤水等县。《志》云，置于五年。”[1]5641但是《通鉴》卷181下文大业五年六月下又载：“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1]5645按，大业四年七月宇文述拔曼头、赤水一役，只是隋朝吐谷浑之役的第一阶段，经过大业五年五六月间覆袁川一役，吐谷浑主力才全面崩溃，伏允遁逃南山，隋炀帝在此基础上设置四郡并移徙罪犯戍守④。《通鉴》本条在大业四年下称“置州、县、鎭、戍”云云，与史实不符，且与下文大业五年置四郡的记载一事两出。
    查《隋书》卷83《西域传·吐谷浑》记载：“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2]1844-1845一望可知，《通鉴》本条源于《隋书·吐谷浑传》，惟《隋书》“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以下的内容，应该是在大业五年覆袁川战役之后，《通鉴》不慎抄录在了大业四年宇文述击吐谷浑事下，又从而在大业五年重复记载了列置四郡事，误将一事分系两处。胡三省注释称“《志》云，置于五年”，将《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作为异文列出，犹未达一间。
    （三）误系年代
    所谓“误系年代”，是指《通鉴》将历史事件安置在了错误的年代。“误系年代”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通鉴》误解了原始资料的原意，另一种则完全是因为一时编纂失误，即将原本计划系于某处的事件错误地放置在了另一处。以下两条例证，分属于这两类情况。
    例5.《通鉴》卷173，[陈宣帝太建九年十二月]高宝宁自黄龙上表劝进于高绍义，绍义遂称皇帝，改元武平，以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助之。[1]5383-5384
    《北史》卷52《齐宗室诸王传下·范阳王绍义传》：“高宝宁在营州，表上尊号，绍义遂即皇帝位，称武平元年，以赵穆为天水王。他钵闻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雠⑤。”[3]1885此即《通鉴》所本。惟《廿二史考异》卷40《文宣诸子条》指出《北史》之“元年”应该是“九年”之误。称：“盖后主以武平八年失国，绍义奔突厥，至次年，因高宝宁上表劝进，乃称帝，仍用武平之号，不自改元也。《通鉴》书此事于前一年，乃云‘改元武平’，殊失其实。然因此知北宋本已误‘九’为‘元’，而温公亦未能校正也。”[4]853按，据《周书》卷6《武帝纪》和《隋书》卷21《天文志》，高宝宁举兵反周最早至少应在十二月癸丑（十五日）以后，则他上表劝立高绍义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在陈太建十年（周宣政元年），《通鉴》承《北史》“元年”之误，又改“称武平元（应为“九”之误字）年”为“改元武平”，从而将发生在“武平九年”即陈宣帝太建十年（周武帝宣政元年）之事前移到了太建九年，误系年代⑥。
    例6.《通鉴》卷187，[武德二年闰二月]突厥始毕可汗将其众渡河至夏州，梁师都发兵会之，以五百骑授刘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会始毕卒，子什钵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以什钵苾为尼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1]5847-5848
    “会始毕卒”下《考异》称：“《高祖实录》：‘六月己酉，始毕可汗卒。’疑遣使告丧月日也。今从《旧书·本纪》、《列传》。”按，《旧唐书》卷1《高祖纪》武德二年闰二月下纪事四条，其中并无始毕可汗卒事。《高祖纪》同年四月下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称天子，国号郑。辛亥，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降，河右平。突厥始毕可汗死。”[5]9《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二年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谋入抄掠，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⑦。”据《通鉴》正文可知，《通鉴》原本盖欲从《旧唐书·突厥传》将始毕卒事置于武德二年二月，但因一时疏忽，将原拟定置于二月之事，误系在了闰月之下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