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粗疏或理解失误造成的错误
    除了与编年体史书处理史料有关的错误外，《通鉴》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粗疏或理解失误而造成的，与《通鉴》的体裁没有直接关系。以下试分为“脱讹衍夺”、“沿袭旧误”、“诸说杂出”等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脱讹衍夺
    《通鉴》取材广泛，卷帙浩繁，难免百密一疏，产生一些因为疏忽而导致的纯粹属于文字的错误。以下三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例7.《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突厥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妻隋义成公主，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颉利然之。上以中国未宁，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甲戌，突厥寇汾阴。[1]5907
    胡三省在“汾阴”下注称：“汾阴县本属蒲州，时为泰州治所”。今按，突厥本年南下，兵锋所及，仅限于代州、并州、石州等地，远未至泰州之汾阴。《唐会要》卷94《北突厥》亦载此事称：“颉利恃其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言辞骄慢，求请无厌。又王世充使说之曰：‘昔启民奔隋，赖文帝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宜奉杨政道（炀帝孙）代唐，以报文帝之德。’颉利然之，至是，寇汾阳⑨。”“汾阴”作“汾阳”。《新唐书》卷39《地理志》并州阳曲县下载“畿。本阳直。武德三年析置汾阳县，七年省阳直，更汾阳曰阳曲，仍析置罗阴县。”[6]1004汾阳北据并州要冲，正当突厥此役南下进攻并州等地必经之路，当从《唐会要》，《通鉴》盖涉字形相近而误，胡三省未能认识《通鉴》自身的失误，以蒲州之汾阴入注，从《通鉴》原文误。
    例8.《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八月]辛酉，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璹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着矣！”上从之。[1]5954
    “突厥入寇而复求和”，与《太平御览》卷327引《唐书》同，惟《太平御览》前有“遣使请婚，又入寇边上”诸语，则“求和”显指和亲，《通鉴》上文无“请婚”记载，径称“求和”，殊失原意。《旧唐书》卷63《封伦传》、《新唐书》卷100《封伦传》载此事称突厥“遣使来请和亲”，文意更清楚。又，下文“若不战而和”，《太平御览》作“若不战而和亲”；“既胜而后与和”，《册府元龟》卷990作“克捷而后和亲”，都比《通鉴》确切。《通鉴》三处“和”下俱应补“亲”字。
    例9.《通鉴》卷193[贞观三年十一月]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绩节度，分道出击突厥。[1]6066
    胡三省在“畅武道”下注称：“畅武，非地名也。营州边于东胡，故命万彻为总管，使之宣畅威武，以美名宠之耳。《新书·帝纪》作‘营州都督薛万淑’。”按，据《旧唐书》卷69《薛万彻传》、《新唐书》卷94《薛万彻传》，薛万彻并没有担任过灵州大都督，此时灵州大都督为任城王道宗⑩，《通鉴》称“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显误。此役唐军兵分六路，由兵部尚书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代州都督张公谨为副；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丘行恭为副；灵州都督李道宗为大同道总管，张宝相为副；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幽州刺史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营州刺史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由李靖统一指挥（11）。《通鉴》本条只记载了通汉等四道，漏书大同、恒安二道，“灵州大都督”下当夺任城王道宗之大同道与卫孝节之恒安道，且“薛万彻”也应为“薛万淑”之误。与上文“汾阴”一样，胡三省在注释时没有考虑《通鉴》自身失误的可能，仅仅是将《新唐书》的记载作为异文列出，未中肯綮。又，《通典》卷197《突厥》上、《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俱载此役诸军“并受靖节度”，《通鉴》“李绩”当为“李靖”之误字（12）。
    （二）沿袭旧误
    《通鉴》依据的史料往往会有一些错误的记载，在《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对原始史料做了大量精审的鉴别工作，这在《考异》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但是在纠正了大量原始史料错误的同时，也难免千虑一失，以讹传讹。
    例10.《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1]5645
    按，《通鉴》本条源自《隋书》卷29《地理志》上，原文称：“（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中略）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2]808所谓”更置四郡”，即指大业五年炀帝所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是据《光启元年（886）十二月二十五日书写沙、伊等州地志》（13）、《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伊州”，灭吐谷浑后的次年，隋军又夺取西域伊吾之地，设置伊吾郡。在大业六年置伊吾郡后，隋代疆域始达顶峰。《隋书·地理志》的资料止于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称”隋氏之盛，极于此也”，虽无不可，但是不加解释，称隋代疆域造极于大业五年，则明显与事实不符。《通鉴》未加辨析，径取《隋书》资料，以大业五年总括隋代最强盛时的疆域，更是错上加错。
    例11.《通鉴》卷202，[高宗调露元年十月]壬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突厥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始平唐休璟将兵击破之。[1]6392-6393
    《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其后奚、羯胡又与桑干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5]2978则此役唐休璟击败者并非进犯营州之奚与契丹，而是稍后与奚及羯胡同反之桑干突厥部。《新唐书》卷111《唐休璟传》：“会突厥诱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务以兵授休璟，破之于独护山”[6]4149，略去其后奚、羯胡又与桑干突厥同反”，遂使唐休璟攻击桑干突厥事，误记为打击侵掠营州之奚、契丹。《通鉴》从《新唐书》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