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1796－1857年）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对中国社会、文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① Jane Kate Leonard曾依据伦敦会档案专门研究麦都思早年在巴达维亚、槟榔屿、新加坡等地的传教经历。[1](P47－59)然而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传教策略方面，对麦都思的重要中文著作，即基督教《三字经》并未给予充分关注。与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有关的近年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Evelyn Rawski撰写的《三字经》与教会学校基础教育状况的文章，日本学者吉田寅对新教《三字经》的资料考察，以及黄时鉴先生对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各种版本《三字经》的考辨。② 笔者因近些年来多次查阅欧美等地对华传教机构档案，自忖前人研究中所触及的相关文本、作品的社会流变过程还可以得到更为细致的剖析，尤其是基督教《三字经》作为异质文化而生长于本土社会的历史背景，另有待进一步挖掘。比如，麦都思为何借用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体以改变一般布道手册的写作风格？基督教《三字经》又是怎样通过麦都思的阐发而成为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重要文本？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新教传教士如何依托文本与社会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自身理念的表达付诸与中土文化的对话实践过程中。
    一、背景：三字经体布道手册的产生
    在欧美基督教“福音振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热潮的推动下，英国伦敦会于19世纪初向中国指派新教传教士。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07年到达广州，开始为传教活动做基本的准备。几年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年）受伦敦会的指派来华协助马礼逊的工作。米怜于1813年抵达澳门，然而由于当时在广州、澳门一带的传教活动受到清廷的限制以及澳门葡萄牙天主教势力的影响，遂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南洋一带。在爪哇、巴达维亚、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米怜与当地的其他几位伦敦会传教士一同访问华人社区，开办教会学校及印刷所，在撰写布道文本的基础上开展传教活动。③
    布道手册的撰写对于新教在华与南洋一带传教活动的开展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新教来华传教的早期，机构、人员、配备等都相对缺乏或不甚稳定，书面文本便成为传教士与慕道者之间沟通的主要载体。书面文本甚至可以有效缓和新教早期在华传教人手缺乏、地域限制等不利局面。④ 19世纪初期，伦敦会虽然只有马礼逊一人在广州、澳门两处活动，然而在他与南洋的米怜等人的合作下，一些作品得以在广州、澳门以外的地方出版，使中文宗教读物的印刷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相对稳定的进展。⑤
    作为来自异地的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寻找契合本土文化的一条路径，布道手册的撰写事实上也成为“异土”与“本土”两者产生关联的一个重要突破点。研究教会史的学者认为，最初来自伦敦会的几名传教士，在传教理念上秉信以布道手册为基础文本的福音传授方式，原因在于对文本的逐字认读能够直接唤起慕道者对于自身原罪的觉醒，之后慕道者便会进一步听从布道者对文本的阐释而寻找拯救的途径。[1](P49)米怜本人以及其他几位后来加入到“恒河外方传教团”（Ultra-Ganges Mission）的新教传教士们，⑥ 一般都会随身携带新近印刷的布道手册，定期走访广东南部沿海的船民或南洋地区的华人团体及教会学校。然而不久后米怜等新教传教士便发现，纯粹以讲授基督救世为中心的福音传道法并不能与他们的预期效果相符。[2](P160－163)特别是华人群体的地方文化及方言特质，加上南洋华人劳工及土生后代们识字水平普遍不高等，都给直接布道带来阻碍。[3](P315、335)
    最初将布道手册与中国本土文化直接关联起来的是传教士麦都思。麦氏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印刷出版了以基督救世为中心内容的基督教《三字经》--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形式上套用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的文体结构。[4](P27)尽管此前欧洲汉学家对中国传统《三字经》有过翻译和介绍，⑦ 然而这种通过中文的三字文体表达西方宗教思想的书写方式，为麦都思所首先采用。这一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与“内容”的叠加：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欲要传达的基督教教义构建在一种有韵有序的中文三字结构中（当然，文本的功能有多处类似于中国传统《三字经》），其创作过程内含了一个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化”过程。自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不久，便开始注意收集中国本土文化的信息，包括学习中文、购买中文书籍等，并进一步将各种信息编入字典、词汇手册等参考书中。在1812年出版的Horae Sinicae（《中国通俗文选》）一书中，马礼逊便将当时中国地方上流传的《三字经》作了介绍与翻译。在全书的开篇，马礼逊提到：“此书辑选了中华大帝国的普通民众最为普遍阅读的书籍，……此书应当会为英国大众所接受，因为针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国度在近二十年里所引发的关注与好奇，它或可增添些许兴味。”[5]然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马礼逊撰写的其他宗教作品中，并未见其将布道精神与中国文化作任何直接的关联。
    麦都思于1817年受伦敦会的指派到马六甲，协助米怜管理印刷事务，后于1821年前后转至巴达维亚传教。[4](P25)麦都思的第一部中文作品是《地理便童略传》，1819年由马六甲印刷所出版，借问答体介绍世界地理、人口与宗教概况，虽为学校用书，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作品。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三字经》是麦都思撰写的第一种布道手册。通过对伦敦会档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麦都思之所以在撰写第一种宗教作品时便采用了中文蒙学读物的三字结构，与其早年在南洋地区华人社团中的布道经历有关。根据自己的旅行与传教经验，麦都思发现福音派的布道理念与实际的地方民众信仰有着诸多无法契合之处，比方说，华人以宗族与宗庙形式为本的祭祖传统致使非同姓家族的人很少会愿意定期聚会听道。⑧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南亚的华人团体多为福建各港发舶商船的随船移民，经研究，闽人约占70％－80％，其次为粤人，皆对各自的乡族群体有强烈的宗族、语言认同。[6](P168－172)传教士的记述表明，南洋地区的这种方言混杂状况无疑给直接布道与口头传教带来障碍。[2](P164)使用以中文为书面语的布道手册当然可以避免方言的问题，然而文本不宜太过复杂，因为大多数华人的识字水平十分有限，相对简单、基础的阅读文本反倒能够成为传教方式的有效突破。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