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都思的《三字经》作为一种传教文本与识字途径的结合，也给新教传教在南洋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一面。米怜、麦都思等人在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传教的时候，不得不使用英语、中文及马来语三种语言编写宗教读物，以吸引来自不同族群的读者。[3](P311)面对努力争取的闽粤客籍华人信众，传教士们力图使其布道文本凸显出相对于佛、道、儒及地方信仰的独特优势。另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南洋地区的华人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他们寻求一个中文识字的机会。显然，相比于当时其他纯翻译性质的布道文本，基督教《三字经》的这种摹仿中国蒙学读物的形式更易融入当地华人学生的教育传统--对于读者来说，在宗教内容同样陌生的前提下，简约明了的文本形式便显现出其优势所在。及1830年代，求学于新加坡教会学校（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又称义塾书院）的华人学生，仍多带有中文识字的目的，对文本中宗教精神的理解反倒是连带性的。(18) 这便给麦都思的《三字经》在新加坡教会学校中的流传提供了一个契机，以至于1839年在新加坡又加印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小字版。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贸易港口开埠之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争取到自己的信众，而麦都思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无疑成为一种有效的文本应对方式--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麦都思的《三字经》在保持布道手册主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形式的调整将蒙学三字读本的功能融入到宗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
    四、结语
    作为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后不久便致力用中文撰写传教文本，包括布道手册的写作以及《圣经》篇章的翻译。大约十多年后，一些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及南洋一带工作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放弃严格遵循宗教文本的直接布道方式。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如果要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则首先要向他们展示西方文化的精深，并显示其与中国文化可互作参比之处--此即来华新教传教士于1820－1830年代集中撰写外国史地文章的溯因。与此同时，布道手册的撰写仍然是新教传教工作的重点,它甚至成为来自异地的传教士主动寻找契合本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与编写史地文章这种相对迂回的文化层面上的工作相比，撰写“身兼两重功能”的布道手册--即既保持了布道手册原有的精神内涵，又能借助形式的变化而影响到一个较大的受众面--对于新教传教士来说，将更有效地发挥文本特定的社会功用。这便是麦都思首创的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的历史突破意义之所在。
    从主旨和内容来看，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与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并无几处共通--新教传教士将两者关联在一起，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的问题：1.同作为启蒙读物的文本；2.结构与形式上的可借鉴之处。这种文本性质上的相似恰恰为外来事物借助中土文化的衍伸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意义上，麦都思的《三字经》不单在形式上有效缓和了中文口授与识字水平之间的对立，在内容主旨上也充分体现出新教传教士对异文化的一种观察视角，以及在与异文化对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与19世纪初新教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有着特定的“文本”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从文本之社会性这一角度考察可以看出，对外来概念、思想的书写，并非文本自身所能够衍生出的一种单一脉络--文本的成型过程，必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及背景的牵制。在早期的受众对基督教文本的思想背景知之甚少时，三字的结构形式无疑成为复杂内容的有效依托。然而，当19世纪中后期新教传教逐渐深入开埠口岸之后，三字经体著作显露出了形式对于充分表达内容的局限，一些教会学校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翻译的布道手册。有的教会人士甚至开始反对将中国蒙学读物《三字经》列为教会学校的基础中文识字用书，[1](P148－151)因为这种方式限制了识字范围，使学生无法深入阅读宗教文献。(19) 因而，就19世纪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的发展脉络而言，其“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与分离恰恰彰显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思想的转变过程。
    注释：
    ① 学术界至今尚无对麦都思本人的全面传记性研究。麦都思的生平及著作概况，参见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25－40.
    ② Evelyn Rawski,“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Enterprise”,in Sus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eds.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pp.135－151；吉田寅《宣教師版の〈三字經〉資料的考察》，《異文化交流》第13号，1993年5月；黄时鉴《〈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九州学林》2005年第2期，第79－82页。
    ③ 关于米怜早年在南洋的活动，参见Robert Philip,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London:John Snow,1840)，第七至九章。
    ④ 从广义上来讲，这里的“书面文本”还包括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世俗类读物及期刊。比如米怜1815－1821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虽仍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却大量编入了与西方科学文化有关的知识，其目的在于通过让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而进一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域宗教上的隔膜。
    ⑤ 米怜于1815年赴马六甲时，与马礼逊一同订立的有关建立布道站的十项决议中，有三项是与中文印刷及翻译编写宗教读物紧密相关的。具体情况，特别是1815年至1819年马礼逊、米怜等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南洋一带的印刷活动，参见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pp.137-139、267-287.
    ⑥ 关于“恒河外方传教团”的设立及活动，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3页。
    ⑦ 在1812年马礼逊所著Horae Sinicae中收入的英译San-tsi-king,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之前，有一个俄译本的《三字经》，作于18世纪后期。参见黄时鉴在《〈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的研究。
    ⑧ 参见伦敦会档案（LMS Archives），Incoming from Penang,9 October 1820.更多关于麦都思早年传教工作的情况，参见其著述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John Snow,1838).
    ⑨ 英人占领马六甲（1641年）、取得槟榔屿（1786年）、短期统治巴达维亚（1811－1816年），继而开埠新加坡（1819年）后，大力招募闽粤华侨为劳工，这些华人移民及土生后代就是伦敦会传教士在南洋地区所关注的中文布道手册的阅读对象。传教士们同时也寄希望于这些人日后将布道手册及精神传回到闽粤一带的家乡华人中。
    ⑩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用于分析的文本是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藏版的《三字经》，此版与麦都思之前于1823－1839年出版的各版内容大致相同而版式不一。原文为两句一列，自左往右，标点系作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