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灵魂”这一概念时，麦都思于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话语。这里提到的“禽及兽，缘下贱”便是一般布道手册中所没有的。在马礼逊已经刊行的中文布道手册（以及他所使用的底本《威斯敏斯特教理小问答》）中，并没有论及“马牛羊鸡犬”等禽兽是“无灵魂”而不分善恶的。麦都思在《三字经》中突出人与禽兽的分别，目的在于能让他的受众在诵读的过程中感到“人”的地位的特殊性，并使“赎罪”、“拯救”等后文提出的见解更具说服力。文本后半部分的布局也紧凑有序：第6页即出现“耶稣”的名字，并讲述耶稣如何拯救世人；第9页则开始讲授信仰的要点，人如何向神赎罪等。第12页出现“教士”这一名称，并解释传教士的职责乃“传神志，解圣书，醒觉世”。这也是一般布道手册中所没有的，其作用多是为了突出早期新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布道者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几页则集中描述“世间末，万死活”的情形，并叙述什么样的人将升天得福，什么样的人会落苦受难。全篇以“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尽”12字结尾。
    三、形式：三字经体的功能及影响
    相比于1810－182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及南洋等地已经出版的宣教文本，麦都思的《三字经》篇幅短小，内容直白。《三字经》在成文过程中，很可能受益于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朱德郎的合作翻译。(12) 在麦都思之前，马礼逊、米怜等人在各自中文助手的协助下曾经完成过一部分宗教刊物的印制，在文本层面上对新教在华及南洋一带的传教工作起到了奠定作用；然而同时，一些直接阐述教理的宣教文本因其缺乏中西方共通的文化背景而令读者感到晦涩难懂。米怜1815年到马六甲工作后不久，便以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作为华人教会学校的宗教课本。此布道手册的开篇除了提出“三位一体”等概念之外，亦对基督教文本传承，新、旧两约的区别，以及两约在文字上与希腊、希伯莱传统的不同等问题一一作解。虽然一开始学生们在每个礼拜日都反复读念此书，然而米怜作为讲解者却认为，《问答浅注耶稣教法》更符合成年信众的理解深度。[2](P151)不久后，米怜便开始尝试撰写适合年幼学生使用的布道手册，即翻译当时英国教会为幼童编写的初级文本，并以《幼学浅解问答》为名。[9](P47－49)虽然作者在序中指出，“此小部书欲以为人父母师傅教子弟者之略助耳”、“自六七八岁以上皆可学此幼学书”，[8]然而这恐怕仍然是针对原布道手册的英语读者而言的。经翻译之后，全书共计165个问答，并以文言进一步讨论教义。有学者就此评论米怜的写作风格十分书卷气。[1](P53)
    马礼逊与米怜的这种写作手法，用今天的话来评价即秉承了学院派的正宗。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乃是根据《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为底本而翻译、编写成的中文问答体布道手册，当然作者在内容辞句以及问答顺序上作了适当的调整。《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有大、小两种，即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和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简称《大问答》、《小问答》），均作于1647年，属欧洲归正宗（Reformed Churches）中流行最广的一种，遂为18世纪在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s）及安立甘宗（Anglicans）中遵奉的教理问答。(13) 马礼逊青少年时期在纽卡斯特（Newcastle）跟随长老会的牧师学习神学时定对其有深刻的理解。而作为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首先用问答体写作中文本的宣教手册也十分合理，因为教理问答本来就是基督教各派教会对初信者传授基本教义的简易教材。然而，跟麦都思的三字文体相比较，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虽然在文体和内容上遵从了《威斯敏斯特教理小问答》，在字句上却因问答体的关系而略显繁复。
    下面即选马礼逊《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米怜《幼学浅解问答》以及麦都思《三字经》中关于神造万物、无所不能的相关段落进行比较。马礼逊1812年所著《问答浅注耶稣教法》：
    一、问，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谁乎。
    答曰，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止一真活神也。
    二、问，是止一真活神者之外，另有别神否也。
    答曰，是止一真活神者之外，并无别神。(14)
    ……
    九、问，神有所不能，所不知，所不在，是否。
    答曰，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到处而在。惟在天上而显著已焉。(15)
    米怜1816年初版的《幼学浅解问答》：
    十五、问，神于其本性，果如何耶
    答曰，神于其本性，乃是个纯灵无像，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始无终，又至智、至能、至圣、至怜、至公、至真者也。
    麦都思1823年《三字经》在开篇第1页的四列中即涵盖了神造万物无所不能的意思：
    化天地 造万有 及造人 真神主
    无不在 无不知 无不能 无不理
    麦都思首创的三字经体，无疑是对当时既有的问答体布道手册的一个形式上的突破。这种三字一句的结构，便于口授与逐字记忆，更适合在学校教念，学生跟读。作者行文尽量做到押韵，可能也是为了跟读者诵读记忆之便。相比之下，问答体一问一答，对宗教概念的阐释丝丝入扣，有一个层渐引入的启发过程，但文本一般偏长，更适合少数人聚会时的面对面布道。由于文本精炼，言简意赅，三字经体也有利于一些基本概念在文本的开篇即直接提出，之后亦可适时反复、加强。麦都思本人甚至特别倾向这种文体，因为三字成句的结构虽然容纳的基本信息有限，然而在布道的时候，反倒给自己进一步对文本的阐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6) 因字数少，篇幅短，三字经体的布道手册对读者的识字要求也不是特别高。(17) 同中国传统《三字经》带给华人蒙学教育的影响一样，基督教《三字经》仿照传统中国《三字经》的文体形式并因袭其文本的社会功用，成为一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宗教启蒙读物。这可以从麦都思《三字经》的多次重版以及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传播情况看出。
    除了成为教会学校使用的启蒙读物以外，麦都思的《三字经》对南洋一带华人劳工及船民的识字水平也起到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前文已经提到过恒河外方传教团定期在华南沿海以及南洋各地分发书本及布道手册的经历。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于1823年及1828年两次印行之后，也有相关的发放记载。伦敦会在新加坡的传教士J.Tomlin详细记录了1828年底的一次将麦都思的《三字经》传发给一个海南船民的经过：这个船民主动上门拜访，因为不怎么识字，所以想求一书以便请他人辅教。因为此人多次前来，态度诚恳，于是Tomlin就将麦都思时出版不久的基督教《三字经》送予他。[10](P53)这虽是出于传教士的单方面表述，然而从中可以看出麦都思的《三字经》对无太多识字基础的华南沿海船民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