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麦都思《三字经》的主要内容
    1818年前后，麦都思于马六甲的相关工作经验令其进一步注意到中文识字课本在南洋地区的使用情况。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等不仅是明清时期幼学教育的基础，在南洋华人移民后代的识字教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负责人米怜的记录，马六甲印刷所在1819年出版了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1100册后，还加印过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1000册。[2](P271)这两种课本都在马六甲的华人学校中有所使用，且需求渐长。及至1820年代初，由当地政府参与建立的几所华人学校的学生数目已逾200人，加上义塾（free school）学童，总数达到400人上下。[3](P317)除了《三字经》以外，当时在马六甲较为普及的还有米怜用中文编写的一些宗教启蒙读物。特别是一种叫作《幼学浅解问答》的布道手册，据载在当地的三所华人学校中使用，且每周的课程中都有教师用本地方言作书面讲解以及师生关于基督教概念的“问答”练习。[3](P312)虽然米怜以“幼学”为名取其“基础”、“入门”之意，然而因为全文篇幅较长（32页）并涉及诸多基督教概念，读懂《幼学浅解问答》不仅要求读者有较高的识字水平，亦需要慕道者对宗教教义有一定的领悟能力。所谓课堂上进行的“问答”练习，很可能只是师生两方依照文本的问答体形式而进行的“一问一答”式的诵念，很难积极评价学生在问答过程中的实际理解力和接受效果。“布道手册”与适合在教会学校教授的“中文布道手册”并非等同的写作类型。在结束了马六甲的工作之后，麦都思开始尝试调整布道手册的写作方式，即试图寻找一种适用于学校场合授受，并在识字要求上相对宽松的文本形式。于是，一种仿效中国本土蒙学教育的课本读物便成为早期新教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起点--麦都思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既遵循福音派逐字解读布道文本的传统，又可以覆盖较大的受众范围，尤其是针对那些初入教会学校识字水平有限的华人学生。
    作为“恒河外方传教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米怜于1820年出版了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书，详述了伦敦会在华及南洋传教第一个十年的事迹。米怜于1822年去世，没有对1820年以后的新教宣教出版物作详细记载，所以有关麦都思编印的基督教《三字经》以及后来的多种重版的介绍只能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年出版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一书中见到。简要说来，麦都思以“尚德者”为名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印行《三字经》第一版后，1828年在巴达维亚又印一版，共17页。此版于1832年在马六甲再次重印，1839年又在新加坡加印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小字版。稍加修订后，麦都思的《三字经》于1843年又在香港出版，封面注“英华书院藏版”，共16页。[4](P27)这些版本的不断出现，当然与麦都思本人早年在南洋的活动路线有关，但同时也间接证明了这种三字经体布道手册的确一度曾经于南洋的教会学校中普及。据Evelyn Rawski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部分版本所作调查，这些版本前后虽有版式上的略微调整，内容和字数却大体一致。[1](P146－149)条约港口开埠后，麦都思移居上海，《三字经》于1845至1856年在上海、宁波、厦门等地还有几个相关的重版、修订版及注解版。1845年的《新增三字经》，以及1852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所出之《三字经》，作者亦皆为麦都思，内容和字数也大致相同，只是个别用词偶有区别。[4](P27)麦都思之后，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也相继编写了内容不尽相同的三字经体布道手册，比如186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真理三字经》，1865年Chauncey Goodrich所著之《三字经注解》，以及1870年Charles Hartwell在福州出版的《圣教三字经》等，其中一些文本还以地方土话写成。各种版本的出现以及在各地教会学校中的流传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可见《三字经》于新教在华传教过程中的影响及地位。
    麦都思的《三字经》，每三字为一点读，用字浅白，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正如《圣经》的开篇《创世记》，麦都思的《三字经》也是从神造人及万物讲起，并赞美神之力量伟大，以及世人对神的感恩：
    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
    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 （第1页a）
    至公义，至爱怜，至诚实，至圣然。
    神为灵，总无像，无可坏，无可量；
    无何始，无何终， （第1页b）
    尽可敬，尽可恭。
    凛其威，感其仁，万人乎，颂赞神。
    神造人，如其像，性为善，心为良。 （第2页a）⑩
    在前四句的12字中，麦都思将Deus的译名写做“神”，承袭了新教在华传教以“神”对应God的概念书写体系，并与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等人使用的“天”、“上帝”作了严格区分。(11) 麦都思在首句“化天地”中使用的“天”字乃与“地”相对，“天地”两字连用泛指宇宙万物，不再是耶稣会用来指Deus的“天”或“天主”之意。“真神主”三字虽与十八九世纪新教布道文本中常见的“the living and true God”有一定的关联，然而就中文书写的格式来看，麦都思在用词上显然也有一番斟酌。前文已经提到，在麦都思之前，马礼逊与米怜分别著有中文布道文本。马礼逊在其1812年在广州出版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的开篇便讲到“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止一真活神也”，即使用“止一真活神”对应“the living and true God”，并将“真”放于“活”前。[7]米怜在1816年出版的《幼学浅解问答》的序言中也使用了“真活神原造他者”一语。[8]麦都思则在《三字经》的开篇用了“真神主”一词，虽没有将“活”字纳入，却凸显了“真神”这一概念在异土传教的重要性。
    在讲完神造人的事迹之后，麦都思进一步以三字形式构架新教布道文本中的基本内容，即人被神逐出伊甸园，以及人是如何背弃神，原罪是如何形成的，人区别于神的本质之所在等。一些重要的概念也相应提出，比如第4、第5页集中讨论的“身体”、“灵魂”，以及“灵”、“肉”、“身”等：
    曰身体，曰灵魂，此二者，需晓分；
    彼为肉，此为灵，一会死，一无罄。
    身不省，生不久，灵不理，若千秋。 （第4页b）
    马牛羊，鸡犬等，无灵魂，无来生；
    肚饥饿，寻其粮，食到饱，更无想。 （第5页a）
    禽及兽，缘下贱，无何恶，无何善。 （第5页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