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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述略(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集刊》 吴原元 参加讨论

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文稿是写在什么上面?如何贮备所用文献?使用了多少草案?是否有助手帮助?编撰《史记》的具体过程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西方学术界偶尔提及,很少系统化。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倪豪士围绕《史记》是如何编撰的这一问题发表多篇论文。他曾于1991年发表了《重新考察〈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一文,在文中指出为什么酷吏列传中所具有的年代顺序、共同主题、重复的关键词、传记主题间的相互对照等所有统一的叙述策略在循吏列传中都没有出现?传统观点认为循吏列传可能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但基于《史记》文本本身及文化背景,更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司马迁在汉代皇室档案文献中找到被分类为循吏的文本材料,然后对其进行整理,循吏列传在编撰中经历了从档案文献到成为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28)2003年,他发表了《〈史记〉文本问题的说明以及关于世家编撰的一些思考》,具体阐述《史记》部分是在司马迁指导下由助手帮助编撰,其中标签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史记》文本时,发现被高本汉称之为“有依赖卷章”即《史记》关于前汉时期的卷章中存在与其文本没有任何语法联系的句子片断,仅世家就找到十四个。对此,倪豪士给出的解释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有众多助手,他的助手为汉代以前的部分卷章准备了文本草稿,这项工作可能在司马迁做太史令的头几年期间就开始从事;为文献资料和抄写草稿贴上以日期、个人姓名以及章节标题为主题的标签,不仅是司马迁编撰技术的一部分,“更有可能是,放在顶端的第一片竹简是已写好的标签,表示的是与记录中的标题、日期及人物相关的事件。这些文件被贮存起来,直到被收入进整卷,作为最终组成部分。当成捆竹条从文件夹中取出来,很可能由不同史官或司马迁自己负责最终抄写。这就使得作为标签的日期、人名或章节标题这些字符很容易被抄写进正文中。这就可以为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种语法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也可解释为什么所有句子断片都出现在有依赖性的卷章中。”(29)2007年,倪豪士发表了《缺乏掌声:关于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之说明》一文,除了探究司马迁如何解读“春秋”一词的意思以及如何为了其目的改编《春秋》中的史料之外,着重从《史记·晋世家》中提供例证推测《史记》编撰过程中是如何使用春秋,以说明《史记》是如何编撰的。他认为,“尽管司马迁在尝试重建某些事件时主要依赖于《左传》,但他经常参考其他三种传统注释,在重建事件中有一部分涉及对两种甚或更多的关于《春秋》的传统注释的异文合并;这种重建通常涉及缩写史料文本;有时候似乎并没有仔细地缩写,以致《史记》中有些段落的意思模糊晦涩,这显示有辅助或抄写员之手涉入这一过程。最后,根据以上以及在一个仅有口头传统和各种各样的笨重书写记录时代,很可能司马迁将春秋这个词理解为所有他学习过、记住的和阅读到的与经典文本有关系的整个资料库,包括书写的和口头的。”(30)
    四、《史记》的哲学研究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不是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他所表达的散乱观点很难归于任何被公认的思想流派”;(31)但在美国汉学界仍有一些关于他“零散观点”的研究。首先是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的两篇研究。在《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一文中,杜润德通过在司马迁自传中搜寻“内心秩序”(internal order),认为危机时刻来自于作者对他全部过往人生的看法。杜润德认为这个坐标点“是以司马迁带着对未来的希望来解读其过去这样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方式联结起来。正如他自己的描述,他的过去是以儒家的孝为中心;他的未来朝向的则是期待能扬名于后世。”在杜润德看来,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传记传统与中国以“关系或惯例为中心”的传记传统间可能存在对立;但他发现古代西方传记和古代中国传记在“个人生活普遍受到尊敬或者典型的生活模式之间”具有一致性,并推断:基督教是西欧真正占优势的宗教,它为自传作者提供仿效的范型,但通常重点不在于基督徒生活的具体行为,而是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神话式的基督徒生活典范……但没有任何一位西方自传者会像司马迁那样为自己的行为故意从历史中找寻特定同类人和先辈。事实上,司马迁的著作几乎将历史本身提升到宗教高度。在这种用过去来详细说明的思想观念中,历史变成了耶稣基督。(32)
    杜润德在《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一文中,考察了司马谈和司马迁的两位老师孔安国及董仲舒在塑造青年时代的司马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结论是:一方面,司马迁回忆他父亲的临终遗言……是非常儒家化,并为司马迁拒绝自杀继续活着以完成《史记》尽可能确立最强有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司马迁对董仲舒和孔安国的描写,没有考虑之前事件的主要部分和儒家思想的合法化。当然,司马迁这数十年的生活和工作是复杂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司马迁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看做是对过去事件的忠实客观记录者,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混乱其历史著述的思路。概而言之,可能是司马迁自己故意模糊以及他在考虑曾影响过他的那些令人尊敬但却又完全不同的伟人中间自己所处位置时所遇到诸多困难的结果。(33)
    李惠仪(Wai-yee Li)的《〈史记〉中的权威观》一文,考察了司马迁尝试在本质上反历史的时代给历史叙述的优先权多于理论叙述。司马迁所运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创建一个用与儒家有关且周到的术语定义新权威。李尝试将这种权威与个人遭受苦难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确立自己作为赋予历史著述内在道德性之传统的一部分--儒家和左丘明的传统,司马迁在主张历史真实性时,强调在前辈著作中个人经历和自我表达的作用,从而为其增添了一种情感的维度。依照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学家的道德识见可根据他遭受的苦难加以鉴别,因为他们影响他对历史上个人自由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的感知和理解;与此同时,在历史学家的识见和著述中,痛苦及挫折经历又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这种努力依次导致司马迁对为数众多的早期时代人物非常赏识,并证明这种赏识是一种鲜活的历史理解;李也认可司马迁在对史料批判评定方面所作的创新,他着重强调司马迁排列古老史料时--如在吕不韦与李斯传记间插入刺客-家臣的集体性传记,确立了“一种声音……来自当时集体和个人”。(34)在以回顾的方式对有关司马迁哲学倾向进行评述后,李文反思了作为范例的《伯夷传》中存在的问题:司马迁应用伯夷和叔齐的抗议来证明即使具有公正性的理由中也有阴暗面。真相并不是专一的。即便是在吴王和周朝所代表的理想政治秩序中,人类精神中某些东西也无法适应。这种仅有极少细节的叙述是松散稀疏的。司马迁以卷的形式架构一系列关于历史中个人生活意义的反刍……因为伯夷和叔齐都躲避儒家和道家的归类,尽管归类能提出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拒绝司马迁更倾向于儒家还是道家这类不切主题、再三强加的问题。(35)但是,李逐渐能从司马迁的多种态度中建构起一种连续性:《史记》中统一的意见源自于广泛的态度,从讽刺分裂到赞成统一,从确认到怀疑……史家意见的权威性不仅来自于最后的评论,也来自于当他在叙述与评论间游走时协调不同观点的技巧。李发现即使不确定性也能增加司马迁的权威性:怀疑论如此帮助《史记》确立其可信性。司马迁经常在句子末尾使用“芸”字,以显示对事件可能性或者其概率以及事件背后的思想观念的信心是特别依照情况的详情程度而作出相应调整的。在讨论了反复无常的命运之后,李雄辩地总结了他的观点:在上天是无法理解或没有理性的这种观念下,通过计算上天的领地、给在其他地方已被忘记或遭受谴责的失败挫折赋予不朽声名,司马迁在历史著述中曲解了历史的意涵。通过肯定历史著述的意义,他化解了历史注定论和个人努力这两种因果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个过程成为历史权威性的基础。(36)
    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认为司马谈致力于编撰这部史著的主要动机在于“赢得恒久的名声”;然而,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并不只是单纯的宗谱记录、不是简单的王朝档案编年史、不是关于政治道德的专论,也不是只专注于任何值得称赞的个人或制度,相反它是在其所能接触到档案文献范围内综合描述整个民族的过去;对于一位明智的史家来说,这是通过详细描述甚至是毫不畏缩地记录人们堕落的程度,提出有价值的正义并将其从被遗忘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黄金机会。他没有直接反映他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通过记录值得称赞和堕落的其他人实现了他的客观性目标,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获得了不朽的声名。”(37)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司马迁: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吗?》的专论中,则基于大众对祭祀、孝、著述和占卜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信念以及为回应当前有关行为对命运作用的讨论,他详实地阐述了司马迁完成《史记》编撰是为了最终实现宗教目的。他将这种宗教目的称之为“《史记》的宗教推动力”,认为其具有四个维度:一是渴望通过旨在保证家族的名誉能被称颂千古的行动表达最高形式的孝心;第二,虔诚地希望在天人之间找到恰当的分界线,作为预言文学变化的范本;第三,不辞辛苦地重申神圣的起源、命中注定的伟大以及中国文化不朽的秩序状态;第四,通过让作为著者的司马父子虔诚沉浸于不朽中国文明之中以寻找到一种能够实现不朽的声名,这样或许可以将司马从普通之人“最终注定要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正是基于这种宗教的推动力,司马迁在《史记》中重建了一系列居住在中原并对中国非凡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男女人物的生活,是希望只要《史记》能够被继续阅读到,他和其父亲就能从所挑选的这些文明之中国人死去中所隐含的独特有效之精神中获益;竭力使报和志在整部历史中运转起来,因为司马迁坚信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过去和将来之人物被牢记,能够为他自己和他的家族赢得一种不朽的声名;在其以文学方式庆祝中央帝国范围之内加入一个单一、想象的群体生与死,这个群体的成员对于让他们在记忆中永世不朽心存感激,并把这种使其永世都在记忆中不朽的感激归功于他和他的家族;为了更好地强调神的起源和坚持不朽,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文学模式列传。(38)
    1995年,倪豪士在总结了西方一个世纪的《史记》研究概况后认为,西方的《史记》研究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彻底研究《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二是更为广泛地考察《史记》文本和为数众多版本的历史;三是完整的英译本。(39)自此之后的十多年里,美国汉学界关于《史记》的研究正是朝着这三个方面迈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目标未能实现。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程度加剧,这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和平等交流成为可能,“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40)在这种时代精神背景的影响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典范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将吸引更多美国学者的关注,并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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