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赠送历书。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赐永乐四年大统历日一百本，内黄绫面一本（‘皇帝赐国王历书百本，内一本，例以黄绫为衣，盖国王所览也。’见《吏文》卷二），除给付差来陪臣，知议政府事姜思得等赍回外，移咨知会。右咨朝鲜国王。永乐四年正月初十日。”（第65-66页）永乐五年“钦赐本国王大明孝慈高皇后传书五十本，并永乐六年大统历日一百本，内黄绫面一本。除交付本国差来使臣户曹参议具宗之领去外，合行知会，领受施行。……右咨朝鲜国。永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第72-73页）看来，中国每年都要送给朝鲜国历书一百本，内有专门给朝鲜国王看的黄绫面的历书一本。
    （3）赠送乐器给朝鲜。先是朝鲜国王报告：“本国宗庙社稷乐器损旧，咨禀奏达，如蒙允许，随后差人赍价赴京收买，以备应用、”永乐三年（1405）六月初八日早，礼部官具奏，明成祖下旨：“乐器与他，钦此。”后由工部制成乐器，“差内史朴麟等赍捧，同将乐器管送前去。合行本国知会，照数收用，须至咨者。布咨朝鲜国王。永乐四年五月 日。”（第68页）（4）将明朝祭祀天地的仪式告示朝鲜国，使他们知所参照：“正统十二年（1147）正月初十日，大祀天地。文武百官。自本月初六日午后，沐浴更衣，於本衙门宿歇。初七日早，具朝服。听受誓戒。当日为始，致斋三日，不许奏刑名丧疾等事。其陪祀官员，除年老残疾疮疥体气（指弧臭）刑余丧过之人不与外，文官五品以卜，武官四品以上，各俱祭服陪祀。仍于本部委官处记名入坛，若有事故，先行开报知委其分献官，并本部、翰林院、鸿胪寺等堂上官，六科给事中、纠仪、监察御史，及祭祀官并陪祀官员。初九日夜，俱于神乐观斋宿，伺候陪祀。祭毕，各具朝服，行庆成礼，毋致失误不便。须至告示者。”（第191-192页）“大祀天地”，是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文化活动，将“大祀天地”的祭祀前后情况，“告示”朝鲜，也是一项文化交流。凭此文书，我们也可以得知明代中期祭祀天地的大致情况。
    四、有关明王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磨擦如上所述，明王朝嘉靖十八年（1539）以前中朝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文化交流是密切的。但是，封建王朝之间不可能没有磨擦。《吏文》中也有这方面的不少史料。这里仅举一二事例。
    明王朝要求朝鲜王朝进贡马匹，为此而引起的磨擦不止一起。洪武五年（1372），朝鲜派金甲雨进献马五十匹给中国。他于洪武六年正月初九日，乘船到济州，选到杂色马五十匹。当年三月十二日，用船装载，“漂风到罗州地面”，被日本倭贼抢走“装马九匹船只”，“又马一匹在船病死”，后“在海遭风，倒死马二匹”。于是又回到济州，“补足五十匹马数”。朝鲜济州安抚使李下生、万户观音保又拨马一匹，对他说：”倘有倒损，预备充数。”至九月初十日，到达中国明州府定海县，下卸马五十一匹。金甲雨见“原五十匹数外多余马一匹”，”因此诡诈生谋，欲将官马作己马，献东宫，贪图回赐。”后途中又倒死马两匹。“既至京师，存者四十有九”。“以大（太）仆寺试之，皆非可乘之骑。”“内壹匹，来使金甲雨称为己物，欲自进于东宫。其中虚谋诡诈，灼然可知。”实事求是地说，朝鲜方面为进贡马匹是出了力气的，金甲雨企图将“倘有倒损，预备充数”的一匹马献给东宫以求赏赐的动机虽然不端正。但并未产生不良后果。但明王朝对此却大兴问罪：“不审出王之意，抑臣下之不诚。钦蒙上位以手诏谕王，冀王有以自处。”为此事件，朝鲜方面“将金甲雨处死”，多名官员受处分（第34-42页），洪武七年，明太祖下达圣旨给朝鲜国：“为征进马匹，差礼部主事林实周、孳牧所大使蔡斌前来，起取耽罗好马二千匹，陆续送至定辽卫，转解赴京施行。”朝鲜有关官员，“止与马三百五十匹，其余马匹，不伏起取”。中国方面又剔除瘦弱马一百五十匹，由朝鲜陪臣密直副使金义押送马匹来中国。途中，金义杀死蔡斌，并绑架林实周，实行叛乱。对于这一非常事故。朝鲜方面吸其重视，王大（太）妃表态：“金义叛逆事理，即目孙男王讳权署国事。不敢径直咨禀、恁都评议使司，差人申达朝廷，明降施行。”决定将“通什见在马九百八十七匹”，“拟候稍宁，陆续解送定辽卫交割”（第23-29页）。但是，这些磨擦无伤于中朝友好的大局。
    从上可见，朝鲜《吏文》中的中朝关系史料，不仅对研究明代中期以前的中朝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就是对于研究明代中期以前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吏文》中的女真与明王朝的关系女真与明王朝的关系，是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据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史研究备览》中的2000多篇论文目录，只有朱诚如先生的一篇论文是《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3期）。但这篇论文着重论述的是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而对于女真与明王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仅在最后一段中说了几句。但在《吏文》中却有不少女真与明王朝矛盾冲突的史料。为《明实录》、《明史》及清入关前史料所未有。
    明太祖、明成祖对女真的态度，已见前节中所引述，不赘。从明宣宗宣德年间至明代宗景泰年间的三四十年间，明王朝仍本着明太祖制定的对女真高度警惕，“用心堤防者”的方针，认真对付已成了明朝下属建州卫的女真，继续保持对女真的优势地位。
    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朱瞻基敕谕朝鲜“勿为小人所侮”：“自今务要敬顺天道，恪遵朕命，各守地方，毋相侵犯。如或不悛，王宜相机处置，勿为小人所侮。仍遵守洪武、永乐年间敕谕事理堤防，庶几有备无患。钦此。”（第83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对付女真，“仍遵守洪武、永乐年间敕谕事理堤防，庶几有备无患。”同年闰八月初十日，明宣宗同时给建州卫女真都指挥李满住（按：李满住之祖阿哈出，汉名李善诚，为建州卫第一任指挥使；其父释加奴，汉名李显忠，为第二任指挥使，因“从军有功”，升为指挥佥事；李满住为建州卫第三任都指挥）、朝鲜王下达敕谕：“谕李满住等，令各将所抢去人口马牛头匹尽行给还。王亦须以所得建州等卫人口头畜等物还之。而自今各顺天道，谨固边备，辑和邻境。戒饬下人，勿相侵犯。钦此。”（第83页）有“宣仁之治”美称的宣德皇帝明宣宗在处理女真问题上是明白人。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在正统年间，英宗朱祁镇处理与女真的关系大致对头。正统元年（1436）二月十七日，英宗敕谕朝鲜王：“该所奏李满住等稔恶不悛，屡诱忽刺温野人前来本国边境劫杀等事具悉。盖此寇禽兽之性，非可以德化者，须震之以威。敕至，王可严饬兵备。如其再犯，即剿灭之，庶几边民获安。钦此。”（第84页）正统三年（1438）五月二十五日，英宗再敕谕朝鲜王：“今得王奏，李满住等仇嫌未解。若令聚处，将来同心作贼，边患益兹。工所计虑亦当。其童仓、凡察（按：凡察是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耳之弟，童仓为猛哥帖木耳子，猛哥帖木耳即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耳被女真“七性野人”忽剌温所杀，凡察、童仓出逃。童仓弟董山继掌“左卫”。不久，凡察归来，与侄儿董山争位。明王朝另铸建州右卫印给凡察）等听令仍在镜城地面居住，不必搬移。……钦此。”（第84页）正统四年五月十三日，又下敕谕给朝鲜王：“得奏，建州等卫都指挥李满住等虚捏奏情，且曾有牧谕听令童仓、凡察等仍在镜城地面居住等因具悉。朕惟王之父子，世守礼法，永笃忠诚。童仓、凡察等既在彼安生乐业，仍听其在彼居住，不必搬移。钦此。”（第84页）至此为止，明王朝对女真始终保持警惕。当朝鲜与女真建州卫发生纠纷时，支持朝鲜，打击女真，因此女真的气焰还不过分嚣张。
    但从正统六年（1441）起，英宗在处理女真与朝鲜的纠纷问题时，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错误政策，以致朝鲜不满，女真得寸进尺，屡屡侵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