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 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详论，并未全部否认。”⑧ 当年12月，沙孟海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带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