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的《献征录》在“南京吏部尚书”卷收录的方鹏所撰《吴一鹏传》，则可提供我们从另一思路展开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类似其经历在整理思路和诉诸文字上别无他途的误解。(28)
    将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的行文及与之同处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与它稿对比，可见万氏所撰传稿，是以汪琬的初稿为基础，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录入传人物之初意，并不与《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较早阶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调整和人物增删。这与清修明史开馆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复杂的情形适相吻合。
    再举可以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册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传记前的部分中，并无墨、朱笔删改。该册清楚地标名为“忠义传三”，可见是已确定了在史稿中准确位置的成熟传文。经比对，其目录和传文与416卷本《明史》“忠义传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标明列传名目、有修改笔迹，且卷次排列并不与其他史稿有相同之处等册，则可说明阁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册之外的其它传稿，尚处在分撰稿纷呈上交，以待万氏亲笔删定的初级阶段。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从313卷本《明史纪传》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传文入手，检视阁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第94卷收录了如下人物：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王坦（霍贵）、李应祯（袁庆祥）、王瑞（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民）、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
    计正传14、附传8。这一目录与416卷本《明史》卷235目录，非常类似，其收传人物为：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萧显、杨智、李鸾、蒋昺、赵艮、刘昂）、王坦（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等）。
    区别是313卷本中的正传人物被416卷本删减，后者还增入了附传人物。
    抽检313卷本与416卷本中之同名传记，可见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调的情况。下面以阁藏本《明史稿》与这两种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别的《高瑶传》中一句之别为例，说明它们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辞有异的情形。阁藏本《明史稿》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统己巳之变……”
    313卷本中此句表述为：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正统己巳之变
    ……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条理性：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
    《明史·高瑶传》里则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
    “正统己巳之变……
    很明显，《明史》引导所“陈十事”的用语与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对高瑶疏陈时政精神的传神描写。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的《强珍传》，两传行文全同。但强珍的传记却不存于阁藏本《明史稿》中，其名仅在第4册《王崇之传》前题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强珍后”中出现。这便产生或者强珍传记在阁藏本《明史稿》所处的整理、修改阶段尚未撰成，或者该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处）两种情况。
    重要的是，从《王崇之传》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现的情形都是遵循阁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强珍传后来看，阁藏本《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确定的时间，当在两者之前。阁藏本《明史稿》中《强珍传》内容丰富，却仅有首、尾两句为416卷所用，也能说明该稿是明史馆中早期写成，供后来增删、调整的部分列传初稿。
    比较三稿中均收录的人物传记，阁藏本《明史稿》较另两稿早成的情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这一致性表现在都吸纳了阁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动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下面抄录阁藏本《明史稿·于大节传》中的一段话，并用括号标示另两本相同的更动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两本无“及”字）山东、河南地震［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师地震”后的表述］，大节驰疏陈时政缺失八事，语极激切（两本作“词甚切至”）。帝衔之。暨还朝，密谕吏部出之外，乃以为鹤庆推官。俗不知学（两本作“其俗素不知学”），选秀民为学官弟子，亲为训［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动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兴起。
    上述5处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显示，自阁藏本《明史稿》始，传文中反映的万斯同对明朝史事的分析与判断，为后来的两部史稿确定了根本思路；后来仅见微调文字以使记述准确，也能说明对前者价值的认可和地位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