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司马迁作《史记》，由于没有看到一些佚失的古文献而把年代搞错，是常有的事。如《史记·魏世家》说：魏惠王三十六年，“是岁，魏王卒，子襄王立”。唐代司马贞《索隐》指出：“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司马迁称魏惠王三十六年逝世，而魏襄王此年继立。其实，根据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并没有死。司马迁因为没有看到古本《竹书纪年》，而对历史年代凭想象进行推算，以致闹出大笑话。《魏世家》又说：“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但据《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其间并无“哀王”一代[11]723。司马迁因为没有见到《竹书纪年》，年代无法安排，又凭空想象出“哀王”一代，以致造成更大的错误。由于没有见到魏国人编的《竹书纪年》，因而在《魏世家》中对战国魏的年代，出现诸多混乱；由于没有见到“臧于秘府”的古文《尚书》，因而在《殷本纪》中对“伊尹作《咸有一德》”的时间错置于汤世：司马迁在这两方面的错讹及其造成的原因，如出一辙。
    导致清华简整理者把《尹诰》和《咸有一德》两个不同的篇名当做同一篇文字的，还有郑玄不负责任的注释。《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诰》，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按《礼记·缁衣》引《尹吉》（即《尹诰》），与《康诰》、《君陈》、《太甲》等篇并列，可知《尹诰》确为《尚书》中的篇名，而清华简正有《尹诰》这一篇。但郑玄注：“《尹告》，伊尹之诰也”，似乎“尹告”是伊尹发出的诰文，而不是《尚书》的篇名。接着，郑玄又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这个注释，更是郑氏的主观想象。综观《书序》，从来没有“某篇为某篇”的说法。关于《咸有一德》，《书序》只说“伊尹作《咸有一德》”，而绝无将其与《尹诰》捏合为一之词。可能因为司马迁错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汤世，郑玄遂认为《尹诰》当即《咸有一德》，并把这个观点强加给秦汉间人造作的《书序》，于是铸成了这个《尚书》学史上的又一错讹。
    由于没有见到古文《尚书》，郑玄在作注时往往凭想象胡乱解释，信口判断。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尧典》中指出：
    郑玄亦不见之（按指古文《尚书》--引者注），故……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贡》引《胤征》云：“厥匪玄黄，昭我周王”……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12]。
    这里，郑玄在注释中的错讹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按古文《尚书》，《胤征》是“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而郑注云：“胤征，臣名”；“厥匪（当做‘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是古文《尚书·武成》中的句子，而郑注《禹贡》引为《胤征》中语；《旅-》本是西方旅国贡献的“大犬”，而郑注说“是遒豪之长”；古文《尚书》中的《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明明“见在”，而郑注云“亡”，《汩作》、《典宝》等篇明明“见亡”，而郑注云“已逸”。上述这些错讹，都是因为郑玄不见古文《尚书》造成的。他又把《尹诰》说成就是《咸有一德》，《咸有一德》明明“见在”，而郑注云“今亡”。孔颖达分析：“是不见古文也”--道出了郑玄注释屡屡出错的真正原因。
    应该看到，在西汉至东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文《尚书》的流传极不正常。上引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中又指出：“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古文）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按依古文《五子之歌》，当为‘夏太康时’），服虔、杜预皆不见（古文）也。”[11]24东汉至晋初的马融、服虔、杜预等经学家均不见古文《尚书》，可见其书之难得。《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他告诉人们：“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宏）、济南徐生（巡）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13]在人们“常恐斯经将绝”、感叹其“不合时务”的古文《尚书》荒废的年代，司马迁和郑玄根据想当然而撰史、作注，造成不少错讹，乃是情理中事。今天，我们必须澄清、纠正这些错讹，让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古文《咸有一德》的珍贵价值
    在弄清司马迁和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而造成种种错讹之后，就可以着重讨论保存在今传《尚书·商书》中古文《咸有一德》的真伪和价值了。要讨论古文《咸有一德》，必须先辨清以下三个问题：
    1.篇名。综观《尚书》各篇，每篇都只有一个篇名，无有一篇《尚书》有两个篇名者。本篇名《咸有一德》，是文章论述的中心，通篇都是伊尹对嗣王“陈戒于德”，如：“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蒸民之生”[11]256-260，如此等等。故本篇名《咸有一德》，完全贴切。而清华简《尹诰》是伊尹向汤诰谕，献计献策，告诉汤“夏自绝其有民”，故我能“灭夏”，要把“夏之金玉、田邑”施舍于民，用“吉言”引导民众归于“亳中邑”[5]。其前面虽有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乃起始之语，与全文宗旨关系不大。此篇名为《尹诰》，总括全文之意，亦甚为贴切。若名为《咸有一德》，则不能总括全文之意，甚不贴切。事实很清楚，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咸有一德》，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清华简整理者承袭司马迁、郑玄的错讹，混淆视听，说《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应该予以纠正。
    2.时代。清华简《尹诰》是史官记述伊尹在商汤时向汤的诰谕，而古文《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商太甲时所作对太甲的训诫。两文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十分清晰。《咸有一德》开首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11]256这是全篇的序言。所谓“复政厥辟”，孔传云：“还政太甲。”可知此篇是在伊尹放逐太甲，待其悔悟，又“还政太甲”后所作。文中又说：“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11]258所谓“嗣王”，分明是指太甲，是继承前任之王。“嗣王”不可能指汤，因为汤是开国之王，其王位非继承而得。显然，《咸有一德》的写作时代和背景，与《尹诰》完全不同，这也是十分清楚的。
    3.体例。《尹诰》是伊尹在汤时向汤的诰谕：全篇前面是伊尹对汤的忠告；后面采用问答体，由汤发问，而伊尹答之以如何使夏民心悦诚服之计。文章开首是伊尹讲述“天之败西邑夏”的原因，并问：“今后（君主）曷不监？”可见两人屈膝谈心，气氛和谐。接着，商汤发问：“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5]伊尹即倾心相告，言简而计谋深远。《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太甲时为防止“嗣王”再生二心、不务正道而作的告诫之辞，通篇无问答，反复告诫其要“一德”。孔颖达疏云：“太甲既归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纯一，故作此篇以诫之。”“此篇终始皆言一德之事。发首至‘陈诫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诫辞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专以‘一德’为戒。”[11]256《咸有一德》全篇语气沉重，苦口婆心，反复申告，与《尹诰》轻松诙谐的问答形成强烈对照。可知《尹诰》与《咸有一德》是两篇体例完全不同的文章，决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