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馆开创的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业绩，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论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备，确实堪称天下第一。然而，几千年的官修制度为后代留下的遗憾，也同样为世上各国所不及。
    宰相监修国史 历史蒙上尘埃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在初创时期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的一人独断修史事务，却使历史的真伪蒙上了尘埃。
    浏览一下历代史馆监修所为，有以下几点特别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风雅，假充内行。这是不称职的史馆监修的通病。史馆监修虽然不是一个肥缺，但在文人圈内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荣誉位子。做监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馆监修的头衔便会受到天下文人的认同，名声大振。所以自唐初开创宰相任史馆监修先例后，历代宰相无不以兼任史馆监修为仕途之幸事。这种官修史书制却是一场灾难，馆内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乱了：
    其一，胸无点墨（指史学）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纷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却一筹莫展，往往是“每欲记一事、载一事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不知从何下笔。其二，即便有过一点舞文弄墨经历的宰相，挂上史馆监修的头衔后，极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时政记一类的国史资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编写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监修的桂冠，以为自己真的亦具备书写乾坤的本事了，独揽了此类史书的修撰。纵览封建官场，大凡以官秩博学术名声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专业知识却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监修编的此类国史资料的资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对史馆内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
    第二，忠君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论，唐初史馆取士还是颇具史学眼光的。这恐怕与唐太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胸怀有关。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学的素养，“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而且还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具备文学家的功底。这时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史馆可谓是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
    当时精通儒术成了史官入馆的首选标准。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术者一般个人素养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具有政治头脑，忠君思想牢固。依靠这种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绝与统治者利益离德的现象。况且，每每改朝换代，社会上便涌动着一批企图寻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读书人，他们到处吟唱：“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达何由达明主？”史馆藉此收罗一批专业子弟兵何乐而不为呢？
    及至后代，所谓的“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几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了。史馆选士看重的不再是个人的素养，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诸如五代那种虽才智一般，但“议论刚强”，能够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为本的读书人，或者像明朝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鉴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馆的。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馆监修们选士的必需条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亲是隋朝太子舍人、秘书丞，有过编书修史的经历，他遂以家学渊源初选入馆。宋元之后，家学也被人看轻了，史馆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权势的官宦或贵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脱脱、阿鲁图并无多少史学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门世家，便被纳为史馆监修。显然，统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卫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笔良史。
    这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士或许是一个机会，但对那些直笔良史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当时之史馆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笔直书、不隐善恶被人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弱于词而弃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则被视为有偏激情绪，专论“朝廷得失”。连那些由科举入主翰林史职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复悚直”，将对朝廷的不满付之于言论被解除了史职。而像明朝谈迁那样，苦心积虑几十年编成一书又非常人所能忍受。读书人几乎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百般无奈之中只有放弃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独立去依附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