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和三传历来在经学史上是重要角色，同时，它们在先秦史学中又是居于中坚地位的、富有活力的家族。孔子据鲁史作《春秋》，从多层意义上讲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孔子依据鲁史为材料整理编次，借修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运用不同文辞表达褒贬观点，于是，《春秋经》就成为后人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一部融“史事、史文、史义”三者于一体的编年体史书；从史书性质说，《春秋》标志着由只有官书记载进入私人著述的新阶段；孔子又以所修史书传授后学，为开创古代重视历史知识的传统作出了贡献，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由于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春秋经》的重要性，吸引着儒家学派的学者从多方面研究它，也吸引着其他学派的学者，如庄子、韩非等对它评论或称引。在儒家学派内部，既有着重从记载史事上加以补充、发展的一派，其成果是《左传》，把编年体史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又有着重从解释《春秋经》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一派，其成果是《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三部史书又各有发展了的历史思想，它们的成就长期为人称道，《公羊传》的历史哲学甚至对中国近代社会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春秋经传便构成为先秦史苑中独特的史学家族，既互相联系又呈现多样性，从而大大丰富了先秦史学的内容。
    一、《春秋经》的特色
    《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涉及春秋时期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按《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可称为《春秋经》。以《春秋经》校鲁史旧文，其中有袭用旧史者，有修改旧史者，有删烦就简者，有削而不录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是可信的。①
    《春秋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孔子借记述史事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体现出一种社会行为、伦理道德的规范。
    孔子以后的历史家、思想家，如孟子、庄子、司马迁，都曾经论述《春秋经》的这一特点。
    孟子特别强调《春秋》是因当时政治局面混乱而作：“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②他说明孔子感愤于当时政治秩序的混乱，借修《春秋》以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正可以作为后来“王者”治国的准则，所以称《春秋》是“天子之事”。孟子还认为孔子修《春秋》可以跟大禹治水、周公定天下相提并论，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从古人看来，《春秋》中体现的社会思想和行为准则意义之重大。
    司马迁牢记其父“继《春秋》”的遗志而著《史记》。他总结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因为，他认为，《春秋》体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关系的准则，“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他又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才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③这些话是从不同方面强调孔子政治理想的高尚，强调《春秋经》包含的政治和伦理准则的重要，及其所具有的惩戒作用。庄子也曾评论说：“《春秋》以道名分。”④也是强调《春秋》的特点在于区别和维护“名分”，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关系。
    例如，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降到等于一个小国，只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会，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主张维持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因而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用这种寓含褒贬的记事手法，寄托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孔子对于春秋后期大夫专政的局面同样不赞成，当鲁昭公被季氏逐出以后，《春秋经》每年书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又例如，同是一个大夫被杀，因记载的文辞不同，表示的褒贬就不同。《春秋经》隐公四年记：“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春秋经》僖公七年说：“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称人称国只有一字之差，而含义却有有罪无罪的区别。说卫国人杀州吁，意思是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所以表示州吁有罪该杀。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被杀者就不一定有罪或者至少是杀非其罪。⑤
    《春秋经》“寓褒贬，别善恶”的“正名”手法，反映出孔子历史观中有保守性一面。同时我们又应注意两点：
    一者，孔子怀恋周天子享有崇高地位的旧秩序，但又承认历史变化的新内容。《论语》中嘉许管仲相桓公取霸，《春秋经》中也对齐桓、晋文争霸的史事多加记载，反映出孔子对他们抑制楚国力量北进、稳定中原局面深为赞许。《春秋经》并不主张对于君必须绝对服从，它讲“君君臣臣”是相对的，若君不君就不能责备臣不臣。鲁春秋记“卫孙父宁殖出其君”，这是罪责臣下；《春秋经》改为：“卫侯衎出奔齐”⑥，则是责其君咎由自取。所以《左传》解释《春秋经》的“五十凡”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⑦“凡民逃其上曰‘溃’。”⑧这又是孔子历史思想进步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