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春秋经》还反映出东周以后历史观上重视人事的进步趋向。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产生了与旧的尊天、迷信思想相对立的怀疑思想。在历史观上，神的作用更加缩小，明显地产生了重视人事的思想。《春秋经》记的是各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以及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在《春秋经》中，没有象《雅》、《颂》那样的鬼神气氛，也没有象周、齐、宋、燕等国史册那样详记鬼神故事。它也记水、旱、雪、霜、地震等，这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一下奇异的现象，如“六鹢退飞”之类，但只是“纪异而说不书”。⑨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无一不是跟宗教活动密切联系的。但《春秋经》却从神秘的空气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这样把历史跟神活和宗教分开，是《春秋经》的一个重大贡献。
    司马迁论《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是对孔子历史思想的中肯概括。《春秋经》讲“王道”、“礼义”，是跟重人事相结合的。它并没有虚构历史或宣扬迷信。近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春秋经》关于日食、“星陨”、星象的记载，许多都跟近代科学方法推断的相符，是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春秋经》所记三十七次日食，有两次“比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当属错简外，其余三十五次日食，有三十二次经近代天文学家用科学方法验证是可靠的，误记的只有三次。⑩庄公七年所载“星陨如雨”，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人于北斗”，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11）这些都说明《春秋经》在史料上的可靠性。
    孔子作《春秋》以寄托政治理想的做法，是我国史学“经世”思想的滥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史记》，即以“继春秋”的历史使命自任，要“述往事，思来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2）一直到清初顾炎武撰《日知录》，也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藏之名山，以俟抚世宰物者之求。”（13）仍然志在远绍孔子开创的传统。
    《春秋经》的又一特点是“属辞比事”，创立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格局。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讲《春秋经》的编写体例。
    属辞，指遣词用字，即为了表达不同的爱憎褒贬而采用一定的书法。同是记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杀人，也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借遣词用字的差别，表达善恶是非褒贬的不同。《左传》作者对《春秋经》的属辞推崇备至，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4）
    比事，指史事的排比组织。这主要包括两项：一是按一定时间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5）二是讲求史事的详略取舍，以显示出历史的大势。属辞比事，不仅仅是编撰技术问题，而且反映出一种编撰思想：历史著作应采用比较谨严的方法编撰而成，使之首尾一贯。尽管《春秋经》只具备编年体史书的雏形，但它重视观点与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却给予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二、《左传》的成就
    《左传》在史事记载上比《春秋经》向前发展了，在历史观上也将孔子思想进步性的一面向前推进，在历史编撰上则形成了编年体史书的初步规模。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记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较《春秋经》多十三年。它是着重以史实解释《春秋经》的。（16）《左传》作者相传为左丘明。据历代学者研究，这部书作者非出一人之手。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7）《左传》从传授到写定，经过反复锤炼，均应出于当时熟悉各国史事的有学识人物之手。其成书时代可初步判定成于战国前期，但这并不排除后人之有所增益。《左传》在汉初已得流布，至司马迁著《史记》，即大量采用《左传》的记载。
    《左传》通行的注本是：晋杜预的注，称《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的疏，称《春秋左传正义》。清代学者治《左传》著名者，有马骕《左传事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完成，止于襄公五年）等，亦可参考。
    在历史观上，面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急剧变化，《左传》作者并没有感叹旧制度的崩坏，正相反，作者明显地赞成社会大变动，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予以同情。首先，《左传》对大国争霸局面持赞许态度。书中具体记载了齐桓公联合华夏各国击退戎狄进攻、救邢存卫的功业，赞赏说：“邢迁如归，卫国亡忘。”（18）表彰齐桓公争霸为华夏族带来的好处。书中又载了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公元前651年）的经过，评论说：“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19）对于晋文公的争霸，书中更着力从重耳本人备尝“艰难险阻”的经历、大臣赵衰、狐偃的政治才干、君臣策略措施的成效等方面，表现其称霸的必然性。作者并加正面评论，说明晋文公为建立霸业，作了“教民”、“利民”（发展生产）等项准备，深得民众的支持。（20）《左传》通过这些记载和评论，具体地说明大国争霸符合于当时历史的需要。
    《左传》作者赞成社会大变动，更表现在对于春秋后期“政权下移”史实的叙述上。《左传》昭公三年记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评论两国政局的谈话，晏婴讲齐国的情况：“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显然表达了对新兴政治力量陈氏的拥护，和对于残酷剥削民众的齐国公室的谴责。《左传》还详细记载了鲁国三桓势力的崛起，“失民”的鲁君终于被季氏驱逐出境，虽有齐、宋、卫、鲁等国干预也不能回国，最后老死他乡。若以维护旧秩序为标准，季氏的做法是何等大逆不道。《左传》却记载了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肯定季氏的做法得到民众的支持：
    天生季氏，以贰晋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