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的第一次大发展是在汉武帝时代，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由于精通《公羊》，成为一代儒宗。（35）当时的时代特点，是封建的统一国家刚刚建立，需要加以巩固，在思想文化上，需要实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政策，在制度上，也需要建立起与封建等级制相适应的各项制度。董仲舒适应这种需要，将公羊学与西汉政治相结合，遂使这一学说盛行于当时。他发挥《公羊传》“大一统”的思想，向武帝建议禁绝百家学说，用孔子学说来实行思想统一，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他大力发挥“公羊三世说”，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中讲“张三世”；“《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把《公羊传》的说法大大推进了。又在《王道》篇中提出“异内外”，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提出“通三统”的“大义”。董仲舒把以上诸项相配合，形成了一套倡导“改制”的政治--历史哲学。虽然其中有大量附会说法，但其公羊学说却有一个积极、合理的内核，即从多方面阐释社会历史是依次变化的，因而，政治制度也应该变化。他还用阴阳五行迷信学说来比附《公羊传》的“春王正月”，论证皇权神授，宣扬天人感应。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由此儒学独尊的时代开始了。其他有关“改制”的主张，对武帝太初“改制”改正朔、颁新历、定官名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发挥公羊“大一统”等学说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而他把公羊学说与阴阳五行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后来成为泛滥于两汉的谶纬迷信思想的祖宗，则是严重的糟粕。
    公羊学的第二次大发展是在东汉末年，代表人物是何休，其特点是在学术上有重要建树。自西汉末至东汉末，经今古文两派展开斗争，古文经学逐渐占居优势。东汉末何休坚守今文家法，他发挥西汉胡母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成为“比较完备的公羊学派义法的总结”（36）。他的主要贡献是：一、强调《公羊传》是一部政治书，讲改制的书。他在《春秋公羊传序》中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他的《解诂》便是专讲“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书。二、归纳了西汉公羊学的义法，总结出“三科九旨”的理论。（37）三、最重要的贡献，是把“三世说”演绎成为有系统的发展史观，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38）何休把“三世说”跟“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创造了儒家经典中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跟此后长期成为正统派的古文学派儒生所信奉的视三代为黄金时代的复古史观对比，其进步意义是很明显的，（39）它启示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进程。
    与何休同时的大经学家郑玄博习古文、今文，他遍注群经，以古文为主而兼采今文，为学者宗从。于是郑学盛行，今文衰落，“澌灭殆尽”，在此后一千多年中消沉无闻。至清朝乾嘉时期，学者们钻研古籍及于各个角落，于是公羊学重新被提起。先是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刘逢禄著《公羊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注释“大一统”等“大义”，但他们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并无进步色彩。
    鸦片战争前后和戊戌时期，公羊学重新复兴，风靡一时，获得第三次大发展。由于社会危机深重，龚自珍、魏源引公羊义讥议朝政，为当时思想界注入新的气息。龚自珍将“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治世--衰世--乱世”这一新的“三世说”，用来暴露封建专制濒临灭亡，鼓吹变革主张。康有为继承了龚、魏的进步思想，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立主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化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40）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他面对封建顽固派的抵抗，为了变革，找到了公羊学说这样一种既对正统学说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可以耸动人心的思想武器，加以改造利用。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维新派人物都喜谈《公羊》。夏曾佑更将公羊学说跟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撰成“新史学”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41）综上所述，公羊学说对于中国政治史、学术史均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
    注释：
    ①参阅白寿彝师《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二章。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庄子·天下》。
    ⑤参阅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史学理论》1987年2期。
    ⑥襄公十四年。
    ⑦《左传》宣公四年。
    ⑧《左传》文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