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羊传》、《谷梁传》的史学价值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着重解释《春秋经》的文辞和“大义”的。二传又都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可与《左传》互相补充。在历史观点上，二传有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公羊传》的一套历史哲学曾被后人大力推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本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又著录《谷梁传》十一卷。本注：“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二传都先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至汉代才著录成书。《汉志》称：“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末世，一般指战国中晚期。《公羊传》著录成书者，是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
    二传均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经》，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公羊传》有东汉末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至唐，徐彦作疏。《谷梁传》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作疏。清刘逢禄《公羊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陈立《公羊义疏》、钟文烝《春秋谷梁传补注》等，亦可参考。
    二传解释《春秋经》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对经文“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作了细致的说明。《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同样有细致的解释。这些解释体现了历史家对每一用词都有明确的理由。二传的讲解有的地方可能对《春秋经》求之过深，但它们在表达上要求准确和凝炼，则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二传虽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公羊传》宣公六年，记载晋厉公骄佚暴虐的种种行为，以及“赵穿缘民众不悦，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的曲折经过；昭公二十五年，借鲁大臣子家驹与鲁昭公的对答，写出等级秩序出现混乱，“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谷梁传》僖公九年所谓葵丘之会的盟辞：“毋壅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这些都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记邲之战，宣公十五年记宋及楚平，成公八年晋侯请鲁归齐汶阳之田，襄公二十七年，卫宁喜纳卫献公，后又被献公所杀；《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二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
    《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了历史家应该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作者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僖公二十二年传，记宋楚战于泓水之上，宋司马子反主张“楚众我少，鼓险而胜之”，宋襄公却以“君子不推人危”拒绝了，子反又主张乘楚军“旌乱于上，阵乱于下”，击之，宋襄公又以“不鼓不成列”拒绝了，最后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七月而死”。作者对此评论说：“信则攻，攻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也，其行势也。”强调因“时”乘“势”，才符合事物的“道”，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的愚蠢行为。二十三年传中，再次谴责宋襄公“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这些记载和评论正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从公羊学派看来，《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公羊传》开宗明义解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经文，说：“元年者何？君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事实上，《春秋经》写“春王正月”，是表示采用周历，正月建子（32）。其中含有尊奉周天子的意思而不明显。《公羊传》作者则单独拈出后者而大加发挥，这是借宣扬《春秋》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公羊传》结尾哀公十四年，以总结全书的方式，讲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这样，《春秋经》便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开卷和终篇的精心安排，乃是《公羊传》作者所宣扬的《春秋经》政治“大义”的两大关键问题。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这就是著名的“公羊三世说”。《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3）。“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按照常理，其中应该包括因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的道理。《公羊传》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句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34）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重要的是，《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其中有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僖公十七年讲“为贤者讳”，等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到了西汉和近代这种正当酝酿制度性变革的时期，有远见、有魄力的思想家，便可依据这份思想资料加以发挥、改造和创造，掀起学术上的波澜，演出政治上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