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墨的话概括出新旧力量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蕴含深刻的哲理，是当时难得的进步思想。
    晏婴、叔向、史墨等人都明显地赞成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毫不可惜旧秩序的破坏。书中所记人物的思想跟作者的思想自然不能等同，但二者又有联系，因为借助有意识的选材、让事实说话，也是历史家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左传》作者如此重视选择、整理这类材料，从中也就表现出作者赞成社会大变动的进步思想倾向。
    《左传》记了多次战役，作者能将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常常从政治的得失揭示出造成战场上成败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如记鲁齐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都能从“信”、“忠”、“教其民”、“德立刑行”这些条件，说明战场上取胜的政治原因。把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同样体现出《左传》作者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在内容上，《左传》记载史事丰富详实，展现了复杂的社会矛盾，记录了出色的社会思想。
    《左传》记载史事涉及了广大地区，它对北、南两大国晋、楚及鲁国记载甚详，对齐、郑、宋、曹、卫、秦和后起的吴、越也都有大体均衡的记载。这点很值得注意，说明春秋各主要国家对史料均有相当的保存，《左传》作者则有开阔的眼光，对史料有充分的掌握。
    《左传》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过程，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不断展开的形式。它记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包括公室与世卿的斗争、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各国之间的斗争。又记载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这里有对阶级矛盾的概括而具体的描述，例如上述史墨等人的议论，以及晏婴对齐国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论述：“县鄙之人，人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22）书中也记载了人民大众在沉重压迫下爆发的反抗。这类反抗事件，有如：僖公十六年，城鄫役人反抗；僖公十九年，梁伯沟其宫而民溃；僖公二十八年，卫国人“出其君”（卫成公）；襄公二十三年，陈国筑城人起义；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绞虐，舆人逐之；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昭公二十二年，周“百工之丧职秩者”随王子朝“作乱”，同年，“百工反”；哀公十七年，卫国匠人随石圃攻卫庄公，等等。
    正是由于一方面旧的统治秩序日趋崩溃，另一方面下层人民的力量在政权变动、战争和多次反抗中日益显示出来，因此，春秋时期在社会观念上出现了“君”“民”关系的新变化。《左传》对此的突出反映，就是大量记述了各国政治家、思想家“重民”、“民本”倾向的言论。他们从多面论述“有民”或“失民”是“取国”“保国”的条件之一。书中所载季梁、叔向、史墨、逢滑、沈尹戌等人物，都深深懂得“民”关系着社稷的兴亡祸福。季梁认为“民馁而君逞欲”是危险的。（23）叔向说“有民”是“取国”的条件之一。（24）沈尹戌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25）逢滑警告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26）这些思想家进而认为，“君”的作用应是“抚民”而不应“陵民”，并依照国君对民的态度，将国君分为“良君”和“困民之君”两类。襄公十四年传，记载了师旷对晋悼公谈论卫献公被国人驱逐一事，严责坏君，大胆地提出对“困民”的君主“弗去何为”的主张。齐国晏婴也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27）认为君既然违背了“养民”的责任，老百姓自然就要将他抛弃。
    《左传》记载的这些“重民”、“民本”思想的丰富资料，是历史前进的产物，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重民”和“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古代的民主思想，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力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所以是先秦思想史上的新突破。战国时期孟子所阐述的“民贵君轻”的思想，与《左传》所载思想家的言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历史编撰上，《左传》已经达到相当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因而对确立这一体裁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编撰说，《春秋经》只具备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左传》则记载翔实，血肉饱满，而且叙述有系统、有剪裁，在编撰技术上明显前进了。《左传》对于主要事件，必定叙述其前因后果，使人获得清晰的了解。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论行动，因而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所以刘知几评论说：“言事相兼，烦省合理。”（28）
    《左传》还为编年体史书如何做到联贯完整地记载史事创造了宝贵的新经验。编年体具有的优点是：按年记载，事件发生的先后清楚，且能看出同一年代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相互影响。但又有其缺点：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则前后要分散到许多篇中记载，势必彼此间隔，首尾难以稽查，史事发展的线索不易显现。因此，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就包括在必要时打破按年叙述的限制，以突出事件的主线。《左传》正是这样做了。例如，桓公十年记载郑、卫、齐三国对鲁作战，为明其起因，追叙了四年前郑公子忽救齐有功、怨恨鲁人亏待他，这样事情的前因后果才得显豁。这类“追叙法”在书中运用甚多。最成功的例子，则是僖公二十三年，在记述秦伯帮助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之前，追叙了重耳出亡十九年的经过。重耳因晋骊姬之难，于鲁僖公五年由晋出奔狄，又历卫、齐、曹、宋、郑、楚，最后到达秦国。若将这些事情分散到十九年中叙述，就会前后悬隔，零乱而无系统，使人不得要领。《左传》作者于是突破了按年记载的格式，集中放到这里记载，这样，就成功地刻划了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耽于逸乐的贵公子，由于经历了种种磨难，成长为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政治家，身边还有一批有作为的大臣辅佐。通过这段追叙，交代了晋文公争霸成功的政治条件，显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作者精心安排的这段文字，甚至使《左传》全书前半部生色不少--因为晋文公争霸是春秋前期的中心历史事件。《左传》这种编撰方法，实际上是在编年体中有机地糅合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这一创造对后人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影响深远。
    《左传》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中国史学上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好传统。《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它着重写春秋时期争霸和关系大国地位变化的重要战役。如城濮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作者注意到战争的条件，双方指挥的得失，士气的作用，战争场面的变化，叙述曲折细致，生动逼真。这同作者有高度的军事修养和叙事才能是分不开的。象鞍之战一段（成公二年），写齐军骄傲轻敌致败，晋军以顽强和团结取胜，写得扣人心弦。郤克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显得那么坚强。但他身受重伤，难以支持。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张侯、郑丘缓以誓死战斗相鼓励，特别是张侯勇敢顽强，并辔助鼓，晋军终于冲入敌阵，打败齐军。象这样动人的叙述书中还有很多。
    《左传》善于写辞令，写行人在彼强我弱情形下，如何以真情至理，委婉地折服对方。如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子产献捷（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重视语言的古老传统，《左传》辞令之美即是这一传统的反映。《左传》还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形象而深刻地说明历史事件或场面。诸如“邢迁如归，卫国亡忘”，“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29），“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30），无不精炼生动，而又意味深长。刘知几极赞这种修辞方法，称之为“用晦”：“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31）“用晦”既是文字表达的技巧问题，又包含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对历史事件的意义理解得深刻，才能表达得深刻。《左传》这一成就，也成为后代史家学习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