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
    从史学发展来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们的赞誉。唐后，正史为各代史馆专修，这种赞美之声却不多见了。原因很简单：史馆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说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了。这种做法虽然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但却因能体现君主思想和监修意图而被历代史馆奉为信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唯上统治了史馆的所有修史领域。
    第一，限定修史范围。史馆修史任务中以国史修撰最为责任重大，而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就是起居注和时政记。这类史册原本为史官专事记录，待皇帝死后再编为国史。史官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馆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权却受到了帝王和史馆的双重干预。无论唐太宗、明太祖还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赞成史官“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笔直书了，帝王们又心虚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书吾恶，记朕功业”，并直言要史官改删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而史馆监修则索性以防史料外泄为由，把起居注等编撰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史官刚一提笔，就有如此众多的提醒，又如何以个性驰骋于史学天地？
    第二，裁决史料取舍。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项基本功，但自从监修们在史馆内提倡忠君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后，史料取舍变变成了气味很浓的政治活动了。例如唐修晋史时社会上尚有18家晋书的本子，但到了《晋书》修成时，民间已见不到这些本子了。清修《四库全书》征书12000余种，但到修成时约近万种书籍被悄悄处理了。被毁掉的史书当然是因为“毁誉任意，传闻异辞”，与史馆的一切唯上有“抵触之处”。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属于史家正常消化史料。宋朝司马光修成《通鉴》时竟销化了整两书屋的史料。但这种正常消失里还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试想司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抵毁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专供皇上看的《资治通鉴》中吗？显然不能。可见所谓的裁决史料的取舍，同样是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务的。
    第三，划一史书体裁。唐初史馆撰修《晋书》后，曾为《晋书》的笔法和体裁着实兴奋过一阵。作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语言华丽，又师法两汉书体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如果浏览一下唐之后史馆所编写的正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体例、笔法都与《晋书》大同小异，毫无时代特征和史家特色。同样的划一体裁也表现在史馆所修的典志体、会要体史书上。作为首创者五代史馆的王溥确实功不可没，他在唐人苏冕的基础上推出了以帝王、礼、乐、学校、民政、食物、外国等15个门类的新会要体史书。但遗憾的是，他的创新仅仅唤来了一批因循仿效者，这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秦会要》都没有跳出他的窠臼。可见，对于制造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观--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划一史书体裁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划一体裁的作法，使中国史学失去了许多向西方史学靠拢和接触的机会。
    第四，规范修史准则。如前所述，史馆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如果史馆在修史中不能提高本朝威望，强化传统理论，史馆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以规范修史思想为名，把史学挤向政治，实在是史馆求得自己生存的一个交换条件。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史馆之修史准则，统治者还是从中获益的，比如，能得到史馆美饰的身后名--实录，开明的君主或许还能从历史上得到维护统治的经验等。但对史学而言，这规范的思想无疑是一个紧锢咒，它给中国史学带来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数以千万集的史料被销毁、被榨干、被过滤，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最后成了一本干瘪瘪的帝王家族史，人才济济一堂的史馆也由古代修史的最高权力机构沦为一架破旧的编撰机器。对史官来说，所谓规范的修史思想又是一帖麻醉剂。史官不必竭耗精力发掘史料、推敲文辞，也不用担心没有个性和创见为时代所抛弃，更不用担心编书不成断了生计。只要以统治者一家之言为纲，哪怕它永远“汗青无日”也无妨，因为这已经成为社会相延成习的规矩了。
    不难看出，官修史书的流弊对后世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从体制上讲，这种大锅饭式的制度消磨了史官的锐气，助长了不思进取的懒汉史学和奉承史学思潮的发展，并极度挫伤了知识分子修史的积极性，说史馆利用制度扼人才并不为过。而从史学上讲，其流弊更值得我们深思：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了一种思想、一种笔法和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并使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统陷入史馆所设计的思维规范之中，这究竟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