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浙江兰溪人，明代著名文献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所论多有高识卓见。本文拟就其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探讨。
     一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标准问题的讨论，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处于萌芽阶段的先秦时期，孔子即已提出了“良史”这一概念。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从撰著态度方面揭示了“良史”的标准。汉时，刘向、 扬雄对这一理论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良史”应该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此后， 有关史家标准的讨论大都沿袭刘、扬之论，并未作出新的理论突破。直到唐代中期，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才首次阐发了才、学、识史家“三长”论，对向来史家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第一次理论总结，实为千古卓识。但是，才、学、识“三长”是否足以概括史家标准呢？
    对此，胡应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3〕胡应麟以董狐、南史、 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代表，提出并特别强调了公心、直笔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三长”而无此“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然而在他看来，古今五者兼之者，唯有孔子一人而已，“三长”不乏而“二善”靡闻倒是常事，这就使他不得不发出了史家难得的慨叹。
    胡应麟认为，公心和直笔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区别。他说：“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4〕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但二者有时却不能完全符合，其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区别。司马迁虽公心犹存，记述了张汤、杜周的残酷，但他只是将张、杜之酷附记于他传，而在其本传（即《史记·酷吏列传》）中却未予以详细揭露，因此也就不无曲笔之嫌（但并非失实）。至于裴、沈之文，据《南史·裴子野传》载：“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沈约父），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沈约与裴子野的记述均属直笔，但二人心迹却不无相互攻讦之私。可见，有公心并不一定下直笔，而有直笔亦未必就是存公心，二者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既如此，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则公，公则直”呢？胡应麟特别强调了一个“尽”字，指出：“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5〕强调必须尽公心以下直笔， 尽直笔以应公心。他以孔子为例，指出：“仲尼谓臧孙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远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称也，而以文仲之贤而弗为少讳，弗几乎刻乎？噫！未可以浅近论也。”〔6〕即不可以“为贤者讳”为借口， 违反对公心和直笔的“尽”的要求。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之类的说法，要求之严，已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可以看出，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论，实际上是对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他讲公心，要求著述者以“万人之衷”〔7〕为已衷； 讲直笔，要求著述者应有是事而如是书，反对曲笔（虽非失实）。他强调二善的重要，将公心和直笔并列开来，互为补充，互相发明，这就比刘知几单纯讨论直书和曲笔前进了一大步；他强调对二善的“尽”的追求，反对以讳尊、讳亲、讳贤等借口伤害对公心、直笔的要求，这就远远地超越了刘知几以名教换取直道为特征的直笔论〔8〕，做到了后来居上。胡应麟将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直接纳入到史家标准的理论体系之中，无疑是对刘知几史家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二
    史书繁简（省）问题，也曾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争论得相当激烈的课题。晋人张辅在评论司马迁与班固优劣时，通过五个方面的对比，扬马抑班，其中第一条即关涉到史书繁简问题。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省不同，不如迁一也。”〔9〕他是以史书包举时间之长短与卷帙之丰约这一对比来衡量史书繁简，并以此论较《史记》与《汉书》的优劣高下。这就提出了有关史书繁简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即何谓繁、简？能否以史书繁简评定其优劣？
    对此，刘知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指出，后世史书繁于前代，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势使之然”，因此，不能以史书的繁简不同来评定其优劣。其次，刘知几指出，论较史书的繁简，“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10〕。这是以“妄载”和“缺书”与否作为考察史书记事繁简的两个基本原则，如果史书叙事既无“妄载”，又未“缺书”，就应属于繁简得当。刘知几虽然主张史文尚简，但其关于繁简标准的讨论却是实事求是的。
    在前人的基础上，胡应麟作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工作。他首先明确了繁简的概念内涵，指出：“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近远，纰乎论哉！”〔11〕批驳了张辅关于繁简标准的浅陋认识。在此基础上，胡应麟肯定了“文之繁简可以定史之优劣”的原则，不过，第一，不同史书可能记述同一件史事，切不可以其记述的繁简不同来评定这些史书的优劣高下。他说：“昔人谓《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简，定三氏之等差，则非也。夫文固有简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与拙可以较等差，而较之乎一事，吾犹弗敢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