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胡应麟指出，繁简各有得失，“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至于繁简得失的标准，得当，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失当，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13〕。此论精核圆通，远远超越了张辅、刘知几的论述深度。
    第三，胡应麟高明于前人之处，还在于他在以繁简评论史书优劣时，对历史文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历史文学，就是指历史记述的文学表现形式。文史结合，本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文学表述的效果评价史书的优劣高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方面。胡应麟在以其繁简理论对史书进行评判时，大量引用了有关历史文学的内容，进一步加强和充实了他的讨论。如他比较《史记》和《汉书》时说：“《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翦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翦裁也。”〔14〕显然，这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探讨史书的繁简问题了。
    胡应麟的史书繁简理论，既是对前人已有成就的批判继承，又是来源于他读史论史的学术实践，他所做的探讨工作，涵括了史书繁简理论的基本方面，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史学评论和史料采择，都是关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胡应麟对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多，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同样值得重视。
    关于史学评论，胡应麟主要论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史书论赞不可苟作。他认为论赞乃“百代劝惩系焉”，“只词之褒贬，天壤流焉，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即强调公心，“要在适衷”〔15〕。第二，胡应麟指出：“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也。”他提出，一定要“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已见可也”；“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16〕。清人钱大昕曾有言：“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7〕此语正可借以作为对胡氏意旨的精辟解释。显然，这是一条正确的史学评论原则和史学批评思想。
    关于史料采择，胡应麟认为，修史不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史料采择之难。史家“寸管之搜罗，宇宙备焉，非以万人之识为一人之识不可也”〔18〕。他虽未提出具体的史料采择方法，却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史百代者，搜罗放轶难矣，而其实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见闻易矣，而其实难也：予夺褒贬之权异也。”〔19〕即是说，史书涵括的时间越是久远，史料越是难以搜罗，但正因时间久远，史料留传亦是有限，因而搜集和择取也就由难而易；当代为史就不同了，耳闻目见，史料博杂而且易得，但史书所需材料，要受到史书的内容、体例、宗旨和历史思想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因而材料越多，鉴别和取舍的功夫就越是要求严格，史料择取也就由易而难。这就辩证地将时代远近与史料采择的关系剖析明白，实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卓识独见。
    四
    胡应麟比较重要的史学建树，还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论史尚专家。他说：“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20〕即提倡史尚专家。胡应麟进一步论述说：唐初官撰正史中，“独《晋》、《隋》群彦所修，而《晋史》（即《晋书》）大为猥杂，《隋史》（即《隋书》）差自精详，以委任异宜，才用乖协故也”〔21〕。“用颜师古等于纪、传，用李淳风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欧阳疏于事而表、志，子京（即宋祁）僻于文而纪、传，宋任人可监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斯各任之准也。夫李延寿尝与修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欧阳修尝与修《唐书》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独任之衡也。”〔22〕胡应麟还对历代的修史情况进行了综合性考察，指出：“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史之人二（指史馆修史），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谤巨，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23〕通过对史书“成”、“善”两个方面的比较，进一步强调史尚专门。
    二、论《艺文》必志。他说：“原夫《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刘知几《史通》，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史》之非，此疏卤之谭，匪综合之论。即《后汉》一书，《艺文》无志，而东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自注：“刘《史通》论史诸体甚核，独论表、志甚疏，郑渔仲所以讥范晔也。”〔24〕又说：“陆文裕深，著《〈史通〉会要》，辨论甚该，独谓《经籍》不必志，于义未尽。经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无不究心，岂容无志！”〔25〕批驳了刘知几、陆深等人关于史书不立《艺文志》的偏谬之论。
    作为一位封建学者，胡应麟的史学思想中也有着较为严重的局限性，表现为他的名教思想太重。他说：“甚矣，唐人之陋也！刘知几《史通》，称舜囚尧，禹放舜，启诛益，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成汤伪让，仲尼饰智矜愚。斯数言者，战国有之，然识者亡弗谓虚也，胡子玄骤以为实也？至谓舜、禹、汤、文同于（曹）操、（司马）懿、（刘）裕、（萧）衍，而《尚书》、《春秋》之妄过于沈约、王沈，斯名教之首诛矣。”〔26〕指责刘知几诬诋圣贤，败坏名教。又说：“《史通》之所谓惑，若赤眉积甲，史氏弥文；文鸯飞瓦，委巷鄙说：皆非所惑者也。至《竹书》杀尹，《汲冢》放尧，则当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谓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传；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诡辞，《论衡》邪说，则当疑而弗疑。余谓：刘有史学，无史笔，有史裁，无史识也。”自注：“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驳子玄之谬。宋世尚存，今无刻本。刘书必与此书并行，庶无害名教，不尔，恐所益微，所损大也。”〔27〕胡应麟不满刘知几所为，诋其为“名教之首诛”，并将名教思想贯彻于史笔、史识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史学卫道色彩。不过，瑕不掩瑜，全面来看，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