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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父子思想异同之剖析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 朱枝富 参加讨论

司马迁父子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还是截然相反的?历代评论者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没有作出完全符合司马迁父子思想实际,令人满意的回答。对这一问题作一点深入的分析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历代对司马迁父子思想的评论
    司马迁撰《史记》,成而“藏之名山”,到汉宣帝时,才由其外孙祖述其书,公诸于世。此书一问世,即遭到一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与批评。最早的要算是扬雄,认为“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见《汉书·扬雄传》)并进而认为:“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K18502.jpg}。”(《法言·寡见篇》)指出司马迁崇道抑儒。东汉时班彪亦认为:“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固本之其父亦认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从这些评论中看出,这些人都是从崇儒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都指责司马迁离经叛道,都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倾向于道家的。这些人评论的根据是什么呢?曾为《后汉书》作注的唐李贤对班彪的评论注云:“黄帝、老子,道家也;《五经》,儒家也。迁序传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此谓崇黄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谓薄《五经》也。李贤作注所引的这些话出自司马迁拮录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其实,扬雄的批评亦本之《要指》。《要指》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如此说来,扬雄、班彪等人的批评是张冠李戴,是批评的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什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倾向是相同还是不同?这一连串的问题引起了历代学者的思考。历代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辨析,列举种种理由来说明司马迁父子思想的差异。如冯班、陈祖范、梁玉绳、王鸣盛、王国维、钱钟书等。此处略而不述。
    就他们的论述辨析看,有两点是共同的:1.扬雄、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是本之《太史公自序》中引录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是张冠李戴,批评错了。2.司马谈是崇尚道家的,而司马迁则尊儒,列举《史记》中的许多事实来加以说明。对这些观点如何看呢?
    二、司马谈思想的演变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分析司马谈的思想,如果仅仅依凭《论六家要指》,则其思想是属于道家而断定无疑。但是,能够反映司马谈思想的,并不仅仅是《论六家要指》。如果我们对司马谈的言论作一番全部的综合的分析考察,则可以看出,司马谈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仅用道家来概括,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作于何时?有的认为是作于文景之际,是总结汉初黄老政治而提出的总纲领。我则认为,《要指》可能作于汉武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汉武帝即位初,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务推隆儒术”,迎儒生鲁申公,欲设明堂,并贬道家言,而遭到好黄老之言的窦太后的激烈反对,结果儒家学派暂时失败了。司马谈的《要指》就有可能作于这时。这从司马迁的论叙中亦可以看得出来。司马迁说:“太史公(指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悯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太史公自序》)这告诉我们,《要指》是作于司马谈入仕以后,是针对当时一些学者的思想倾向而论述的。再结合论述中的推崇道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很可能就是针对当时窦婴、田蚡等人邪好儒术,非贬道家的思想倾向而作,是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希望汉兴以后的黄老政治继续推行下去。因此可以说,《论六家要指》代表了司马谈当时的思想倾向。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先秦以来的学术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第一次提出了学术上之“家”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要指》中,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都分析了其施之于政治的长处和短处,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则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王应麟认为:“西山真氏云列儒者于阴阳、儒、名、法、道家之间,是谓儒者特六家之一耳。不知儒者无所不该,五家之所长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谈之学本于黄老,故其论如此。”(《史记志疑》三十三卷引)可见,司马谈当时的思想倾向,是推崇道家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不变的,人的思想也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不可能不受社会风尚的影响。特别是司马谈,他经历了汉兴以后的黄老政治,以及汉武帝即位后的儒家政治两个历史时期,而又任职于汉武帝即位以后。因此,尽管司马谈的思想原来是崇道的,但是不能不受到后期政治对他的影响,对儒家学派不得不进行重新认识。这一思想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元封元年的发愤且卒对司马迁的临终嘱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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