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国粹学报》重印《焚书·序》，并刊载了刘师培为之撰写的“激进派第一人”的评论开始，一个曾遭诋毁而归于沉寂三百余年的李贽，又重新伴随着反清爱国运动呼声的高涨响彻历史论坛。人们没有忘记，当十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步入由盛转衰之年，曾经是这位不屈于封建专制淫威的“叛逆者”，口诛笔伐，犀利陈言，淋漓尽致地痛砭时弊，抨击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人们更没有忘记，在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同二十世纪一起到来之际，重印这位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序言，对于唤起民众向封建势力作最后的一击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这位曾占据昔日论坛的思想先驱，由最初含有的鼓舞战斗激情的时代特征，转入到现代科学意义的冷静思考和全面评价。作为政治思想家来说，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进步作用，迄今为人们所认同；作为哲学家，他在辩证思维方面的杰出成就也为人们所肯定。本文要说明的是，李贽与明代中后期史学的关系，即他的历史评论对明季史学的影响，这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看到，李贽的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其原因不仅因为他的历史评论占其著述中之大成，而且就史学思想性方面的成就来说，它上承两宋时期的“鉴古资治”之道，下开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先，将社会批判的思想引入到史学领域，实现了社会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对于明季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嬗变是有直接影响的。
    一、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二十六岁中举，未赴京会试，选授教谕，后转他职。五十一岁时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二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使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虚伪、丑恶与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五十四岁时毅然辞官，避居深山，阅《藏经》不出。晚年著书讲学，对位于当时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极力批判，由此触怒封建统治势力，屡遭迫害，最后死于狱中。李贽作为封建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重要人物。就学术传承渊源上说，他在思想上受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但更直接地是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心斋）、何心隐的思想传统。侯外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这样说道：“在明末的社会矛盾激烈化的时代，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的思想传统，并进一步予以发展，从而建立了反道学的思想体系。”因此，李贽的史论同其它著作一样，无疑成为揭露封建黑暗统治的真实记录。
    李贽史论的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藏书》上起战国，下迄于元，涉及八百余重要历史人物，各采辑史实，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系以叙论。《续藏书》专录明代万历前之史实，辑录六百余人的传纪而成。从编撰体例上看，二书合并，即为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评论。此外，李贽还在《焚书》的“杂述”、“读史”和《续焚书》的“论汇”、“读史汇”等篇，以及其它一些论著、书札和文集里，也穿插有对历史的评述与见解。
    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与他的反传统的社会批判论有密切联系。从思想史的意义考察，李贽颇具影响的论述是提出了痛斥虚伪、褒扬纯真的“童心说”，以及社会上崇尚功利的主张，这与传统的所谓“义理”的说教形成尖锐的对立，成为其反对封建专制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此相承的史论，自然引发出了他的历史价值观，而具体内容则充分体现在对王朝更迭、历史进程、人物评价、史书编纂等方面的认识上。
    关于李贽社会批判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系统的评说，兹不赘述。但要补充的是，由于“童心说”与崇尚功利的主张，实为同一思想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理性思维的角度考虑，后者是由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就历史观而言，二者结合即成为否定传统史书编纂中的义例说及正统论的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任何思想家的政治主张都不是孤立的，其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也包含有对既往过去的反省。为发挥其社会批判的功能，需要对历史的进程按自己的理论构架作出解释。这样，李贽的史论与一般的史书已有明显不同，他不是为历史纪实去秉笔，而是为阐明其历史见解来发议；他不是要以史学家的地位名垂于史，而是欲借助史论作为申明其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的工具。由此，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自然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
    二、李贽史论的史学意义
    李贽作为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史学家，他的史论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即在治史目的、识史原理、评史标准、撰史方法上，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
    （1）、治史目的：“经史相为表里”与“治贵适时， 学必经世”说
    李贽治史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实为阐明其政治主张，为社会现实服务。他对这一点极不含糊，曾直言不讳地称《明灯道古录》、《藏书》等为“万世治平之书”〔1〕，并在“经史相为表里”〔2〕一文中，充分表达了该思想。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从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关于经与史的关系前人已有评说。南宋吕祖谦即已提出“观史先自书始”，明代的王阳明、王世贞也都论及过。《传习录》记载：王阳明答复其学生关于“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的提问时说：“以事言为之史，以道言为之经。事即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意思是说，史与经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以事的角度可说是史，以道的角度可称为经。在这里，王阳明只是说明《五经》可以称史，但没否定其经的地位，相反他还强调了被先儒怀疑为不是经的《春秋》也是经。《续藏书·尚书王公传》云：王世贞说：“《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纲鉴会纂·序》又称：“史学之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其言史急于经，是从二者对比的角度上说的，故就经与史的意义上看，关系仍有区别。李贽的“六经皆史”论述，可谓前进了一步，他称经与史是“相力表里”的；表彰经义，里衬内容，这实际上已有将逻辑的抽象与历史的具体结合的含义，进一步剖析可表述如次：第一，经与史有分别，又无分别，不可以一定执也。第二，经重在“义”，史重在“鉴”，经史相互为同；“史”而“经”，达经义，“经”而“史”，经“义”得彰。第三，经有一时之史，有二帝三王以来之史；《易》探讨了经与史的关系，揭示了经与史的由来，说明了世事上“为道屡迁，变易匪常”的道理；第四，“经”非尊崇，“六经皆史”。社会在发展进步，评史的标准也须之变化，不能固定在一种模式上，这就是“不可以一定执也”的深刻含义。李贽以“经史一物”为出发点，气现实与历史紧密结合，通过治史修书阐述其社会观点，达到评史与论政的统一，为现实政治服务。很显然，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将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神圣“经典”，还本为社会中人的活动的史实载体，这对史学批评史的发展具有各级的意义。李贽的这种见解，是针对宋明以来社会时尚那种流于空疏的学风而民，他鄙视儒生读书只会背诵程朱注解，誊录经典片断章句，依仿陈言规迹往事，整天高谈空疏无用，对社会实际毫无补益的“义理”、“性命”之类的废话，置“四海穷困”于不顾。他特举宋时南迁、国难当头之际，程朱理学的伪君子无一条转危为安、富国强兵之策，仅以正心城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的烩措加以嘲讽，并与之相对地提出“治贵适时，学必经世”的主张〔3〕，提倡面对现实，因时而为，有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