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否同西方一样，也经过了奴隶制阶段，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对此，郭沫若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作了肯定的回答，从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在此，郭沫若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典型的奴隶社会”作为参照，来论证中国的奴隶社会的，其理论视角是奴隶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反对者也同样是由此立论进行反驳的。因此，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构成了双方共同的理论特征，这一缺陷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①a]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从理论上给以纠正的是侯外庐。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侯外庐虽然由于正全力翻译《资本论》而没有直接参加，但他却密切地关注着论战的进展。194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的修订本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即是他十五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他认为中国虽然同样经历了奴隶社会，“但古代文明路径在一般的规律性里，还包含了特殊的规律性”，（《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以下引述如同出此书，只标页码，不再注）因此，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来分析论证中国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国家的独特路径，就是其最基本的理论特征。
    侯外庐认为氏族的解体过程有着二元性，“一方面表现在私人占有土地和共有土地不相容，他方面表现在血缘基础的社会和地域基础的社会不相容”（19页）。在这里正是由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及其与氏族纽带的不同关系，使东西方进入文明的路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亚细亚的古代”，后者是“古典的古代”。
    古典的古代，土地私有代替了氏族公有，按地域划分的国民冲破了血缘纽带，在这里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径。如果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走完了全程的，即在氏族社会与奴隶制国家之间经历了土地私有制的充分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土地私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小土地私有者没落，而被大土地所有制所代替。因此古典的古代就是“由自然路径成熟的[②a]”、“发育正常”的“文明小孩”。（35页）
    而亚细亚的古代则不然，由于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特性，即“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29页），使氏族土地的公有制延续为王公贵族的国有制。土地既然不能变成私有，地域单位就很难成立，也就不能冲破氏族的血缘纽带。从而使氏族关系不但延续到了奴隶社会，并且在后来东方的封建社会还以“家谱”的形式保存到近世。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到私有财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则是由家族直接进入了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其中没有经过土地私有制及其激烈的斗争，奴隶制国家一开始就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个过程比西方早了大约一千年。表现为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径，西方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中国则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统治者没有变，只不过由氏族首领变成了王公贵族，而统治的方式却“维新”了，即城市的氏族贵族对农村的家族奴隶的统治，亦即中国古籍所称的“宗子维城”[①b]、“体国经野”[②b]等等。因而亚细亚的古代就是由温室路径生长的“早熟”的“文明小孩”（35页）。
    以上是侯外庐董理古史的结论，他以氏族血缘和地域单位及其不同关系，作为区分东西方文明起源的不同路径的分水岭，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不但论证了古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即由家族到国家，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还历史的具体的论证了中国文明路径的特殊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进入，即是否经历了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斗争过程，并是否由此冲破了氏族外壳。采取的是革命路线还是维新路线，其后果是大不相同的。
    古典的古代：
    由于地域单位冲破了氏族外壳，土地私有代替了公有，其结果就是，首先，产生了独立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并由此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土地私有者知道他是土地的主人，进而意识到他是自己的主人，土地及其收益都归他支配，他看到了财富的曙光。
    其次，这就直接刺激了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氏族纽带被冲破以后，每个社会成员（除奴隶以外）的社会地位就只有凭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了，梭伦变法就规定了以财产的多少来划分公民的等级，以及在政府中所能担任的职务[③b]。因此，生产者在生活资料的基本需求之外就必然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用来投放市场进行交换。
    第三，以营利为目的的交换必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
    第四，由此就决定了财富成为一种客体力量凌驾于社会之上，每个人的自我价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凭它而体现出来。
    第五，由于经济利害成了社会关系的中心内容，因此就需要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手段，来调节社会的利害关系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这就是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由此产生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分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统治形式的发展和完善，即镇压手段和经济调节职能的统一。亚细亚的古代：
    由于地域单位没有冲破氏族纽带，没有经过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斗争过程，而是由家族直接进入到了国家，一开始就是大土地所有制，因此国家的特征就是“血族纽带所联结的氏族统治”（161页）。其结果便是：首先，没有典型的财产私有者阶级，只有由“氏所以别贵贱”[④b]的上下的阶级分裂，却没有由氏族单位彻底转化成为地域单位，即财富的差异，而产生国民的阶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