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从二十几岁开始，先后两次为《资治通鉴》作注。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完成《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音注》），也称作《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为《通鉴》胡注或胡注。胡三省的成就不仅仅是对《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更重要的他对“道”即历史发展法则有独特的认识，从而在史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管仲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对“百姓”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管仲的话里多少包含了以民为国本的思想。汉初，贾谊在《新书·大政上》集中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危侮，吏以民为贵贼。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民为国本，是因为民能决定国家安危、君主危侮、官吏贵贱。胡三省对古代民本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民既为国本，那么从民心向背就能看出天下形势，说观察“天下形势，但观人心向背如何耳”，看到政治形势和民心的关系。他对人民充满同情，提出“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疑问，似乎隐含了国家非君主一人之国家而是全体人民之国家的意思。这也就是他对“道”的认识。
    论政治形势和民心向背的关系 民心向背在维持国家稳定、特别是在政权迭代之际具有一定的作用。古代政治家已经看到这一点，春秋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 年）晏婴就预见到姜姓的齐国将为陈姓（田氏）的齐国所代替，因为他看到齐国公室的不得人心和陈氏的得民心，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鲁昭公三年）胡三省主要是更明确了民心向背在政治中作用的思想，说分析“天下形势，但观人心向背如何耳”（《音注》卷103）。 他认为民心向背决定国家政权的治乱兴亡。从曹魏到司马氏晋朝，从刘宋到萧齐，再到杨坚，他们取得政权都是靠篡夺而来，但他们之所以能篡夺，都是因为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前朝之虐政，简政宽民。他总结说：“贾谊曰‘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奸雄挟数用术，不能外此也。”（《音注》174）当政事日非、人心背离之日，正是一姓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当中国境内有多个不同的政权或潜在政治力量存在时，人心就归向政治清明的政治力量或政权。这种情形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五代十国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暴戾，东方白额及沿江州郡都起兵投降南方的梁朝，“江淮之民，苦于齐之虐政，欲相率而归江南”（《音注》卷165）。南唐末年既无善政又有天灾，饥民渡淮而北归后周，因此，“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矣”（《音注》卷192）。
    民心向背，主要是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孔子认为政治的先后顺序应是庶、富、教，把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放在政治教化之前；使人民富庶的简单方法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也有先后顺序。胡三省引孔子的话，来说明食在一切政治事物中是重要的因素，他说：“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已信之，足食足兵，当知所先后也。”（《音注》卷188）使民丰衣足食的简单办 法是不夺农时：“种艺之事，天有雨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音注》卷214）气候和土壤因素是客观的， 有了不夺农时和人得尽其力的条件，是可以有好的收成的。还要使人民安生乐业，重赋于民，使民不胜租赋而逃，是“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逃则有不耕之土，何从得谷乎！”“民无安生乐业之心，安能亲其上而死其长乎！”。后晋恒州节度使杜重威厚敛于民，义武节度使马全义则说：“吾为观察使，取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胡三省说：“唐节度使率皆观察使，节度之职掌兵，观察之职掌民。马全义不效杜威，是矣。邻于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音注》卷283）在自然条件之外，胡三省注意到统治者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养民与得谷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上农民起义数不胜数，旧史往往称之为“贼”，胡三省的态度比较客观。他对每次农民起义，都能以简明扼要的评语指出起义的根源在统治者的政策失调、竭泽而渔。《通鉴》在唐僖宗乾符元年条下载：“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孚，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胡三省在此作注说：“是后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音注》卷252）这样的注释，在《音注》中还有很多。 这表明胡三省看到农民起义和统治者政治作为、人心向背和皇朝统治的因果联系。
    对人民充满同情 胡三省所说的“道”中，有“为国之道”，即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有很多内容，如他说：“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音注》卷2）治国之道中，最基本就是要珍视民命。史言梁武帝“专精佛戒， 每断重囚，则终日不怿”。胡三省认为这不能说明梁武帝真正好生恶杀，关心人民，而是自欺欺天欺人作法。他说：“梁武帝断重囚则终日不怿，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国家，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 欺天乎？ ”（以上见《通鉴》及《音注》卷159）平心而论，当时的许多战争是南北分立形势所致， 不是梁武帝个人所能决定的；胡三省对战争的反感也是受他个人经历的影响的。但他指出由于梁朝政治的腐败，造成梁朝在南北战争中屡战屡败，由于梁武帝的决策失败召致侯景之乱，内乱外患给人民造成无数痛苦，是反映了他对人民的关心的。这也反映出他这样的思想，即君主应珍视民命。
    “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质问 这种质问似乎具有国家非君主一人之国家而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的意思。我们还以他对梁武帝时政治的评价来阐述他的思想。梁武帝在位四十多年，唐人魏征盛称当时为“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此之盛。”其实在当时，梁武帝的政治就不断受到时人的批评。在批评者中，有敌国之臣，有当朝之臣，更有平民百姓。天监十年（511）， 秣陵老人批评梁武帝立法实质是“急于庶民，缓于权贵”。事实确实如此，史载梁武帝用法不一，权贵“有犯罪者，皆屈法伸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作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通鉴》卷147）。大同二年（536）尚书右丞江子四上书，“极言政治得失”（《通鉴》卷157）。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言四事，其一认为南北通和，正是国家休养生聚教训之时，而户口减少，民不堪命，岂非牧守之过？其二认为天下官员务为贪婪，实由风俗侈靡使之然。宜严为禁制，导以节俭，移风易俗。其四认为当边境无事时，“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通鉴》卷159）。太清二年（548）侯景至建康，在复宰相朱异并告城中士民书中，揭露梁朝廷百官的罪恶，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通鉴》卷161）对这些批评的评价足以表明胡三省的观点。 他认为江子四的批评未敢指出梁武帝政治的真正失误，“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得失耳”（《音注》卷157）。贺琛的批评， 倒是抓住了梁朝政治的真正失误，“此亦确论也”（同上，卷159）， 是千载不易之论。而侯景的批评更使梁朝当权者无辞以对，“（侯）景书至此，（朱）异等其何辞以对！”（同上卷161）从胡三省的简短评语中， 可以看出他确实反对统治者的“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夺百姓”等，而赞成省事、息费、休民。这些都是他具有民本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