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对中国史学之父问题的探讨重视不够，对此的认识尚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形成的观点也莫衷一是，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这样的现状对于弄清中国史学的早期形成和发展以及正确确立中国中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极为不利。笔者在前人和时贤对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认为司马迁不是中国史学之父，而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同时也是东方史学之父。下面仅就此略加申述，不当之处，祈请同仁指教。
    一、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史学之父即史学学科的鼻祖、始祖、开山祖。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年）就最早提出“史学之父”的说法。他尊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这里应译为“史学之父”，后面对此有说明。）此后，西方史学界对希罗多德的认识评价虽几经反复，褒贬不一，但至目前为止，已基本认同希罗多德为西方史学之父。[①]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她独立完整的体系，那么，中国史学是何时正式形成的？中国的“史学之父”是谁呢？到目前为止，对此的主张可归结为两种：一是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一是坚持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
    早在本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就有人提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齐思和先生指出：“罗马的西塞罗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自然是指着西洋的史学而言。我们可以同样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②]翦伯赞、郑鹤声二位先生也有相似的主张。[③]当时这种主张的产生大概与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苏联早期编纂的大百科全书中，他们把司马迁和欧洲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认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纪元前六--三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司马迁（纪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著名为《史记》的书。”[④]近年来，仍有学者坚持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⑤]一文和周一平同志的文章《〈史记〉对中国史学影响新论》[⑥]，都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
    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的观点是近几年来提出的。随着史学理论的觉醒和发展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认识到：历史学的产生，东西方大体相同而中国略早，如果说西方史学从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算起，那么，中国史学就应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算起。[⑦]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近年来有学者撰写论文，更进一步提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朱本源先生《“〈诗〉亡然后〈春秋〉作”论》[⑧]一文深入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即孟子的中国史学起源论--“《诗》亡然后《春秋》作”，认为中国史学始于孔子之《春秋》，孔子是中国历史之父，并将孔子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维科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作为希腊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我们可以更恰当地把历史之父孔子作为中国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这一过渡在历史思维的发展方面就是《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所以是中国历史之父，这是因为他完成了由诗性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的过渡。”笔者赞同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的主张。
    近年来，对于中国史学始祖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有关论著中有“历史之父”与“史学之父”两种提法，而“历史之父”的提法不够妥切，需要予以澄清。我们知道：“历史与历史学（史学）不同。简言之：历史就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史实，史学是认识和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科。希罗多德开创了西方史学，因此可称其为西方“史学之父”，而不能称为“历史之父”。称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反映了对“历史”与“史学”概念的混淆，也可能是外文译成中文时出了差错（如在英文中，History一词，有“历史”和“历史学”两层含义，我们应译作“史学”）。同样，我们讨论的是谁人为中国史学之父而不是谁为中国历史之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同仁对“历史之父”的沿用和误用依然存在，如近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一书仍采用“历史之父”的说法[⑩]，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探讨问题，首先要搞清探讨的对象。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史学学科之父问题，而不是历史之父问题。对此，我们要非常明确。
    其二，对于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不够明确。我们要探讨中国史学的源头，确立中国史学的始祖，就必须先搞清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的条件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中国史学的产生。过去我们对谁为中国史学之父问题之所以争执不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标准问题不够明确。当然，对于史学之父标准的确立，是关涉到史学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的薄弱，人们对史学认识的幼稚，直接导致了在史学之父标准问题上的模糊不清。近年来，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为了确立中国的史学之父，我们有必要先就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问题达成共识。
    二、判定“史学之父”的标准
    判断何人是史学的开山祖，主要是通过其所著及思想主张来进行的。我们已认同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之父，我们的认识是基于其《历史》及其中所表露的思想主张的，这集中体现在下面的表述中。他在《历史》开篇写道：“这里发表的是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把它们发表出来乃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特别为了探讨他们发生斗争的原因。”我们以此为参照，并且依据史学的含义及史学形成的规律，认定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首次对人的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这是史学形成的根本标志。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客观存在，而历史学是认识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问，史学始于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早在史学产生之前，人类就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口耳相传、结绳、刻划符号、文字等对历史有所记录，记录的内容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史学之父，他的伟大功绩在于首次对人自己的历史做了认识和研究，开创了历史学科。希罗多德声明他的《历史》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他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探讨人类发生斗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