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学坛上影响深远的两位史家，胡适与傅斯年的治学方法及其流派分野历来颇受人们关注。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将二人分判为方法学派和史料学派，香港学者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对此作有详细的论证，国内学术界每多称引，特别是傅斯年，更被众口一词地推许为中国现代“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实，从理论上看，非但傅斯年是否属于“史料学派”，就连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是否真存在这样一个影响深巨的“史料学派”，也都是可商榷的〔1〕。这里，拟从胡、 傅两家史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入手，就二者史学流派分野的某些理论问题略抒管见，以求正于海内外方家。
    一、一个基本视角：从学术渊源看史学方法
    论者多以胡适师承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傅斯年心仪德国史家朗克“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作为认识两家史学方法或判断其流派归属的基本依据。不可否认，在通常的情况下，学术渊源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演变轨迹和治学风格。但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由于人们社会经历的复杂性，这种学术渊源往往并非受诸一端而是通过多元途径形成的。胡、傅二人的治学方法固因受杜威或朗克的深刻影响而显示出各自的某些特色，但如果从更为全面的学术背景上去体认二者的思想渊源，便可发现其整体上仍存在不少一致之处。
    首先，他们两人学术上都受过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并从事过相关的训练。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原就是清代朴学人才辈出之地，这使他自小就不能不受此风的熏染，以致多少种下了日后成为“考据癖”的一丝情根。稍小于胡适的傅斯年早年所受亦系旧式教育，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复师事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对于朴学家的治学门径也颇下过一番功夫。因此，他们对于清儒的治学成就特别是考据学方法始终表示了相当敬意，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2〕，“用的都是科学方法”，这是客观的、归纳的、 考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在整理旧学等方面，尤“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3〕。”
    其次，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学理，无论是实验主义还是客观主义，从哲学方法论上讲，都可归入于实证主义的范畴。胡适信奉的实用主义原本就是实证论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排拒“形而上学”的传统思辨哲学和先验的“理”，强调经验事实的实在性与验证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突出意义。胡适曾直截了当地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其要旨在于“注重事实，服从证验〔4〕。”即以具体事实作起点， 不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一切学说都须经验证来证实〔5〕。它不承认“永久不变”的绝对真理，而只肯定那些适 应具体时地环境的真理，因为只有后者才“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6〕。”又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 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7〕傅斯年早年受胡适的影响，对实用主义方法也颇为推重，曾说只有杜威和失勒（F.C.S.Schiller）的“实验态度的逻辑”才是“真逻辑”，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切实的逻辑，这是近代思潮进化的结果〔8〕。 ”以后虽悉力追仿朗克史学，自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但强调的依然是其注重原始史料搜求与史实考辨的实证方法，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9〕， ”治史“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10〕。”对朗克史学理论中有关深入揭示历史趋向和各历史事件的相互因果联系，以体现“时代精神”等观点却显得比较冷漠。
    此外，他们两人还都受到过西方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正规训练。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之初，先在康乃尔大学习农科，而后改修文科。傅斯年留欧期间，前三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心理系攻读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医、数、理、化等学科，后复至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哲学、物理、地质、历史、比较语言学等。这些经历和学历，可以说构成了他们接受实证主义方法的共同思想基础。
    由此出发，胡适和傅斯年在史学理论的建设和治史实践中都力倡采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态度，主张以此作为改造旧史学与振兴现代学术的根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史学在中国虽有悠久的传统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11〕。”而“西洋近百年史学大进步，大半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12〕。”故要建设中国的现代史学，必须首先推进方法的科学化。特别是胡适，先后撰写了大量讨论“科学方法”的文章，并一再向人表明自己的这份苦心：“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13〕。”“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14〕。”俨然以中国现代科学方法的先觉者和布道人自居。傅斯年对方法论的重视也不亚于胡适。还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就颇为留意讲求读书治学的门径，主张只有“先研究了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的方法了”，才谈得上研治“故书”〔15〕。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在国内极力倡导：“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16〕。”甚至学着胡适的实用主义口吻说：“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的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