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历史不可知论和偶然性，还使胡适对自己早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强调治哲学史“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的原则，也感到越来越把握不定。1933年，他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禁不住感叹：“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寻一个人的思想线索尚且不容易，何况用思想线索来考证时代的先后呢？”所以，研究哲学史“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不消说，这种思想状况，无疑也是其后来治史的路子越来越狭，只能以单纯的史料考证、校勘为主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见胡适与傅斯年都倡导以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方法治史，并都将其工作的重心集中于史料和史实考辨方面，且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实际影响也都在于通过这方面的宣传、探索和组织实线，示人以新的治学门径与规模。故与其将他们分为“方法学”和“史料学”二派，倒不如都归之于“科学方法派”更切实际。
    注释：
    〔1〕美国华裔学者汪荣祖《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一文便对此抱有异议，笔者对此颇有同感。
    〔2〕〔22〕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3〕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经书几种》，原载《新潮》一卷4期，《傅斯年选集》（G）第273页。
    〔4〕胡适：《我的歧路》， 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17页。
    〔5〕胡适：《少年中国之精神》， 见《胡适选集·演说集》台北文星1966年版第16-17页。
    〔6〕〔26〕〔28〕〔30〕〔50〕胡适：《实验主义》， 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7〕〔5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同上。
    〔8〕〔15〕傅孟真先生集》上编乙。
    〔9〕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见同上中编丁。
    〔10〕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见《傅斯年选集》（八）第1340-1341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手稿。
    〔12〕〔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13〕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叙例，1953年台湾远东版。
    〔1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49页。
    〔15〕〔33〕〔34〕〔35〕〔3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7〕〔42〕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见《史学》1930年第一期。
    〔19〕〔24〕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20〕〔40〕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二）。
    〔21〕胡适：《治学方法》，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461页。
    〔23〕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27〕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见《东方杂志》卷十八第16号。
    〔29〕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31〕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2〕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一）。
    〔36〕〔40〕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
    〔37〕傅斯年：《明成祖生母问题记疑》。
    〔38〕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中卷。
    〔41〕〔45〕傅斯年：《闲读历史教科书》。
    〔43〕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书》。
    〔44〕〔49〕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47〕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13日。
    〔48〕唐德刚语，见唐德刚编校译注《胡适的自传》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41-142页。
    〔5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