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作为史学之父，不仅对历史有所研究，而且对史学问题也有一定的看法。人们在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所从事的活动或事业的伟大意义，即认识到了历史学学科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形成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他已明确认识到史学具有保存历史、传播历史的功能。又如他还意识到治史应该具备客观求实的态度，在当时希腊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方人是蛮族的时候，他在《历史》中却客观地肯定赞扬东方国家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历法高明，认为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儿学来的等。[11]
    其三，作为史学之父，他的著述是最早的历史学著作，其体例是编年体的。早在18世纪的早期，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科在《新科学》中对历史学形成的规律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先出现“诗性的历史”，然后产生“散文性的历史”。在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是荷马史诗，而后产生的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对历史的记载，最后在编年记事的基础上产生了最早对历史进行研究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历史》是散文性的，也是编年体的。同样的在我国，孟子最早阐明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及形成规律。他说：“三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孟子认为；在《诗经》之后，产生了编年体的各国历史记载，利用文字记录历史；孔子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价值判断，重新删修鲁国《春秋》，赋予史以“义”，“寓褒贬，别善恶”，促使了中国历史学的产生。[13]历史学在散文性的、编年体的历史记录的土壤上生长，这似可看作一种史学规律。
    其四，作为史学之父，他的史学贡献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不成熟性。史学始祖对历史学的贡献是前无古人、承前启后的，其思想认识和学术实践皆具有创造性，正因此他才能够成为史学之父。史学之父的产生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长期的前史学孕育酝酿的结果。另一方面，史学之父的开创性工作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其功绩中夹杂着某些幼稚的因素。希罗多德的史学著作《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着缺点和错误。过去有些史学家正是只看到他的不足的一面，否认希罗多德应有的史学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界的始祖地位才被确认下来。我们在确认史学始祖问题时，必须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整体来看，希罗多德不愧于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
    三、中国历史学之父孔子及司马迁的史学地位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与希罗多德齐名，中国史学也有自己的民族史学之父。依据上文对有关标准的认识，我们认定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其《春秋》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首先，孔子在前人编年体历史记录（或称历史载籍，不可称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史书《春秋》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道德评判，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孔子的《春秋》是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它的记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如年、时、月、日，是部优秀的编年体史书。不仅如此，《春秋》的“比事”“属辞”，表明了孔子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和评判，他以“一字之褒贬”，用微言，显大义，表现自己对于历史价值的认识，以其著述教化民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孔子及其《春秋》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同时对我国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孔子对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精深见解。他已认识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4]孔子做《春秋》正是要教化民众，宣扬礼法。孔子还主张治史要言而有征，“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5]又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于史料缺乏或有疑问的史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7]孔子一生热心治史，其史学认识贯穿在作《春秋》的史学实践之中，他堪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历史学家。
    最后，孔子对史学研究及其编年体史著《春秋》还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新生的东西富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同时会有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孔子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但总有不成熟的表现。所著《春秋》最大的不足就是对于历史的记载过于简单，此书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总共仅用了18000多个汉字。这样简略的记事给后人认识春秋历史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后人对此多不满意，有人甚至提出了非议。就内容而言，《春秋》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及人物为主，也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但对经济和文化方面涉及甚少，这也是其不足的表现。孔子虽对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并以微言大义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深化，他没有说明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这些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是时人所无法超越的，也是有着伟大开创性贡献的史学之父本身所附带的。否则，史学之父就不成其为史学之父，而成为史学成熟时期的史学家了。
    由此看来，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那么，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它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与《春秋》相比，显示出更多的成熟性。司马迁居孔子之后，深受孔子史学思想的影响，[18]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认识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自然，司马迁不可能是中国历史学之父。这样说并无损于司马迁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史学继《春秋》之后继续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司马迁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开拓者。这至少可从以下方面得到论证：1.纪传体记事体例的创立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此后各代正史莫不以《史记》为楷模。2.《史记》记事内容广博全面，具有通史性质，这可看作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3.司马迁对史学的认识和对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表现出成熟的特征。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9]司马迁重视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他要揭示历史的真相，探讨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探索历史的规律性，并努力使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以上三个方面学者论述已多，这里不再展开。
    中国史学以孔子及其《春秋》为始端，而西方史学以希罗多德及其《希波战争史》为开始。孔子与希罗多德处在同一历史时期而略早。这样，中国史学的发端与西方史学相比同时而较早，可以说，中国史学是世界上形成最早的史学，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历史学家。过去，我们以司马迁及其《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形成的开始，这种不够准确和恰当的认识大大降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