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也是东方史学之父
    学术界习惯上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也有分为三大类型：欧洲型、印度型、中国型。[⑩]一般来说，就文化类型而言，针对西方文化，我们有东方文化。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我们也可将世界史学分为西方史学和东方史学。东方文化以中国汉文化为中心，构成儒学文化圈。同样，中国史学也构成了东方史学的源头和核心。对此，我们可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史学的早期发展中略见一斑。
    金富轼（1075--1151年）是朝鲜史学的奠基人，所著《三国史记》最高丽王朝时修成的纪传体的史学名著，也是朝鲜古代第一部通史。《三国史记》的编修不仅参考了诸如《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等大量有关的中国史籍，而且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的直接影响。[21]朝鲜史学是在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认为，朝鲜史学的真正源头是在中国。
    “从史学体系说日本史学古代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日本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第一部史书是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它是模仿我国正史的敕撰史书，史书体例仿照中国正史的本纪。“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22]日本古代史学发端的本质根源是在中国，日本史学是中国史学在日本土壤中的生长发育。
    越南古代史学也属于中国史学的体系。无论是黎文休的《大越史记》，还是吴士连的《大越史全书》，它们的编修都受到中国史学的影响。他们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史书中的有关史料，而且以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方法为指导，尤其推崇我国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并运用于史书编纂之中。[23]越南史学的祖根是古老的中国史学。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是东方史学的核心和源头（印度史学除外），东方各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和参预下进行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把中国史学之父孔子进一步称为东方史学之父。这样，孔子便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他们分别开创的东西方史学在历史的天空中交相辉映。
    注释：
    ①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3页。
    ②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③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载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55年2期。
    ④郭从周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史料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页。
    ⑤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⑥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0-356页。
    ⑦赵吉惠师著《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20页。
    ⑧、⑨、（13）见《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⑩宋瑞芝等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8页。
    （11）王嘉隽译《历史》卷二第4页，卷五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孟子·离娄下》。
    （14）《孟子·滕文公下》。
    （15）、（17）《论语·为政》。
    （16）《论语·八佾》。
    （18）拙作《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19）《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20）任继愈《中华文化》发刊词，载《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21）、（23）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9-284页，第491-512页。
    ②②[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