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儒者与立国的关系
    怎样处理好创业与守成阶段的不同问题，决定着封建皇朝能否长治久安，因此受到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重视。汉初和唐初，统治者对创业与守成，有过理论论争，并有独特的见解。陆贾对汉高祖提出“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守之乎”的问题，引起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房玄龄认为创业维艰，魏征认为守成则难，唐太宗明辩创业与守成各有先后，守成是今后的为政重点：“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元统治者继承了这一传统，贵由汗时（1247）忽必烈就创业与守成问题，向封龙山三老之一的张德辉询问，张德辉告诉忽必烈守成的关键是“当求谨厚者司掌”，即选择人才。但对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则有不同的理解。元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往往用西域人担当重任，而对有儒家思想文化的汉人、契丹人不甚重视。耶律楚材是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贵族，对成吉思汁的财税、文教等事多有贡献，也因此受到西域人的中伤。西夏人常八斤因会制造弓箭，曾傲慢地对耶律楚材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有何用处”。楚材反驳说：“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岂可不用治天下匠”；以后又对窝阔台汗谈守成用儒的道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累数十年不易成功”（《元史》本传）。但儒者在元朝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胡三省提出“不有儒者，其能国乎”的论点，把儒者的地位、作用提高到维护皇朝统治长久的程度，是对陆贾等人观点的发展。
    胡三省对创业与守成两个阶段的用人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武德九年（626）唐太宗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欧阳洵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论议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通鉴》、《音注》卷192）形势决定创业用武、 守成用儒。从选择人才方面讲，守成必须用德行才能兼备者。魏征对唐太宗讲创业与守成用人的不同，“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胡三省很同意这种说法，说：“观此，则天下已定之后，可不为官择人乎！”（同上，卷194）后唐天成三年（928），史馆修撰张昭远上书明宗，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未定，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婚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明宗“赏叹其言而不能用”。这受到胡三省的重视，说：“自梁开平（907）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论时事耳。 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哉！”（《通鉴》及《音注》卷276）这里胡三省提出“不有儒者， 其能国乎”的论断，将儒者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是把儒者置于很高的地位。儒者之重要，是因为儒者能“以所学论时事”，又因为儒者“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张昭远所言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提出选师傅以教皇子，分别嫡庶长幼以示等级威严；而且因为他认为师傅能为储君“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这些，恐怕都是胡三省看重张昭远言论的原因。
    必须指出，胡三省的“不有儒者，其能国乎”的论断，是表示国家需要儒者，而不是儒者需要国家。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对樊英的赞赏中。樊英是汉末名士，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多次辞谢官府乃至朝廷的征聘，顺帝永建二年（127）“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 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两年后，顺帝为樊英设坛席，待以师傅之礼，访问得失。“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讲退无所据矣，”对樊英出处，《后汉书》作者范晔有过评论，说在后汉名士中“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看后汉李、杜等人的事迹，可知范晔所言不虚。胡三省在张楷责备樊英的话后，具引《后汉书·樊英传》中的一段材料：
    英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这段材料因表现了强烈的轻君思想，司马光没有把它选入《通鉴》，但胡三省却全文照录，原因何在？陈援先生说是“以振逸民之气”（见《通鉴胡注表微》，270页）， 其实这也表现了胡三省对樊英精神的赞赏。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士人和统治者在人格上处于同等地位，士人的一切也并不是由统治者所能决定的，因为士人不立暴君之朝，不受非礼之禄，不易万乘之尊，就是说士人不需要统治者。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欲，仕也需统治者的礼贤下士。
    民心与政治形势的关系、民力与国家统治的关系、人臣之事业与风节的关系、儒者与国家的关系等，确实是能影响国家统治的重要关系，具有历史发展法则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论证，表现了胡三省对历史发展法则“道”的认识，是有史学方面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