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对时人批评的反应，因政治形势不同而异。对江子四的毛举细务论得失，梁武帝马上抓住显示自己纳谏作风的机会，下诏说：“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害者，宜速详启。”（《通鉴》卷157）对秣陵老人的批评， 梁武帝“思有以宽之”的办法，来年春天发布宽大诏书：“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同上，卷147）对贺琛的批评， 梁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贺）琛”，这份敕书长达七千字，说：“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又辩解说他“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国匠”；并且指斥贺琛“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大有使贺琛谢过、不谈国事之势。可见，梁武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民众的重要。
    胡三省批评了梁武帝的这种反应。他揭露梁武帝感于秣陵老人之言所下的宽大诏书的实质，“所谓宽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音注》卷147）。 针对梁武帝的“不食国家之食”，胡三省批评说：“帝奄有东南，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唯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针对梁武帝的“营造不关材官及国匠”，胡三省说：“此自文其营造塔寺之过耳。材官将军属少府卿；国匠者，官给其俸廪以供国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同上，卷159），这是说， 所食粮食不论出自公赋，还是出自园中之物，所营建的建筑物，不论是不是由国家官员所督造，既不是梁武帝所鼎礼膜拜的神、佛所营造，也不是从西天竺国来，都出自东南民力。如果确如梁武帝所说的“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那么国家是谁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劳动和赋税，还能有梁武帝和朝廷百官的衣食来源吗？如果国家依人民的劳动和赋税而存在，那么国家还能说是君主一人之国家吗？显然在胡三省对国家性质的怀疑中，是隐含了人民因素的。
    胡三省赞扬贺琛的省事、息费、养民说是千载不易之“确论”，揭示江子四的论政治得失没有抓住梁朝政治的真正失误，揭露梁武帝的“宽民”诏和好生恶杀的虚伪性质，指出侯景的告宰相朱异书是对梁朝剥削实质的较深刻揭露。他提出“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质问，既是对国家性质产生怀疑，也是对国家统治和民力关系的一种间接论证。他论政治形势和民心向背的关系，他对人民的同情，都体现出他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
    二、论人臣之事业和风节的关系
    胡三省的“道”，还包括臣子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的法则，而尤以事君为主要内容。他对人臣节操和事业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他认为人臣既要有节操，又要有事业，唐朝诸将中只有段秀实堪称事业风节并著，“自高仙芝丧师于大食，段秀实始见于史。其后责李嗣业不赴难；滏水之溃，保河清以济归师；在彬州，诛郭唏暴横之卒；与马磷议论不阿，及治丧，曲防周虑，以安军府；最后笏击朱泚，以身徇国：其事业风节，卓然表出于唐诸将中”（《音注》卷225）。
    第二，在事业不能有成时，要保持为臣的节操。当庙堂焦虑之时，正是忠臣毕命之秋。他赞扬董僧慧、陆超之之义烈、许远效死节以保国、颜杲卿之忠节照映千古等。他讽刺、批评和揭露失节者、徒有虚名者，认为他们是“详于身谋略于国事”。如汉末华歆、邴原、管宁很有名声，三人号称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但华歆成为曹氏篡汉的急先锋，邴原也接受曹操的封爵。胡三省说“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卷67）。宋末，萧道成谋划篡位，谢腓、谢朓兄弟不闻不问，以“力饮此（酒）， 勿豫人事”为戒，胡三省认为他们安享荣辱，不关心国家安危，徒有虚名，不可为忠臣。褚渊被时人评为“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大节”，“渊自谓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胡三省一再说褚渊有愧于为臣之大节，“褚渊之为人，人皆得而侮簿之”，“褚渊失节，人得以面斥之”。（《音注》卷133）。他对当时世家大族袁氏、王氏的评价， 是以他们与国家存亡安危的关系为准绳的。他认为袁氏自袁淑以来，尽忠帝室，“袁淑死于宋元凶之难，袁顗以死奉（刘）子勋，袁昂尽节于齐室，袁宪尽忠于陈后主”。袁粲才不堪于受托孤之命，但从人心之公是非来看“然粲虽不足，以死继之，无愧于为臣之大节”，“自是宋室忠臣”（《音注》卷133、137）。认为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而为历代佐命，“琅邪王氏股晋室，而王弘为宋室佐命，王俭为齐室佐命，梁室之兴，侯景之篡，王亮、王克（疑为王伟）为劝进之首”。其实，袁、王的高下在唐朝就有定论，如高宗时苏州刺史袁谊就耻与王氏为比，曾说“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禄者，又乌足贵乎！”而袁谊的话受到时人的肯定。胡三省接受袁谊的说法，认为是有益于名教（《音注》卷202）。
    第三，“臣子大节，则全其身以全国家”；在事业可能有成或必须有成时，可以不考虑臣节。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围建康， 梁世子萧方等入援建康，史载，“方等有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胡三省认为萧方等所作不符合“臣子大节”，“为人臣子，固当以身许国，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国也。…若论臣子大节，则全其身以全国家，斯得谓之忠孝矣”（《通鉴》及《胡注》卷161）。 以身许国是一种臣节，存身全身又是一种臣节，而以后一种为大“忠孝”，因为“存其身者，所以存国也”；“全其身以全国家”。国家和士人的家荣辱与共，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司马笠对殷浩说：“足下去就，即时之兴废，则家国不异，足下宜深思之。”胡三省很赞赏这话，说：“国兴则家亦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胡注》卷97）把国家存亡和个人得失、国家命运和个人作为联系起来，而不是用名节来衡量个人的价值。这种看法，表明胡三省更注重人臣在当时的建功立业，而不是死后的名声，这是古代价值观的一个变化。
    胡三省对人臣在乱世的节操犹为重视，“世乱则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全者亦多矣。窦融、张轨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谢晦袁顗之求镇荆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盖窦融、张轨，始终一心，以奉汉晋，此固宜永终福禄，诒及子孙者。谢晦、袁顗，志在据地险以全身，其用心非矣，此天所不与也。然刘焉求牧益州，袁绍志图冀部，石敬塘心欲河东，皆以之潜望非规，至其成败久速，则有非智虑所及者”（《胡注》卷84）。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人命运也和个人选择有关。但为什么选择相同，而命运却不同，胡用非智虑所及的“天”来回答。
    对崔楷死节的评价，可代表胡三省对臣节的总看法。葛荣围广阿，魏殷州刺史崔楷在“强弱相悬，又无守御之具”的情况下，“抚勉将士以拒之，…连战不息，死者相枕，终无叛志。辛未，城陷，楷执节不屈，荣杀之”。胡氏说：“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却敌，次也；死于城郭，岂得己哉！崔楷合家并命，其志节有可怜矣。上之人实有罪焉。”（同上，卷151）这样看来，胡三省把臣节分为四等， 以全身保国保民为第一等，以全身而全国、事业节操并著为第二等，以死于城郭为第三等，无所作为、但不降不仕为第四等，至于屡降屡仕、永保富贵者，不在四等之内，人得而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