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法家的变法运动是在氏族统治的内部进行的改良，是以君主为靠山自上而下展开的，而不是作为财产私有者阶级的代表，自下而上展开的。实际上它主要是一种“战时政策”，故司马迁认为它“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太史公自序》），所以当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局面形成以后，即氏族统治在新的条件下的强化，它也就从历史的前台退到了后台。
    第四，中国的农民战争为什么非常频繁：对此，一般都认为是由于封建专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得民不堪命，故常常揭竿而起。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以此来解释不过是就事论事。从本质来看，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氏族统治与私有制经济的矛盾。
    在西方由于财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客体力量，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利害关系。统治者主要是以法律为手段通过调节人们的经济利益进行统治，由于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经济利害和法律的中介，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不是表现为赤裸裸的面对面的斗争，即农民战争，而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①e]。统治者固然是保护有产阶级的，但是由于财富作为一种客体力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还由于它是基于商品经济的公平交易原则的，因而贫贱者也是不得不认可的，这样被统治者就很难直接迁怒于国王，他们不能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成为富贵者。另一方面，由于氏族纽带的破坏，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只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此，很难形成战争，而一旦爆发就将是革命性质的，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而中国则不然，由于没有财富作为中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面对面的共处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常常处于一种激化状态。这样，首先是由于没有经济利益和法律的调节，来缓解双方的矛盾，降低冲突的温度；其次由于氏族统治的专及性质，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被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得不到逐渐地释放，而是在压制下逐渐积累起来；第三，氏族血缘的延续使得统治者成为以皇帝为首的一个大家族，被统治者也都是以不同的氏族集团组成，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表现为两个集团的面对面的斗争，一旦矛盾激化就必然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即农民战争。在此，氏族关系也提供组织保证。因此，农民战争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的家族形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①f]，整个国家生活都是由各级“民之父母”来安排的，而不允许社会成员自由追求私有财富，至于以此染指政治则更是严厉禁止的。在西方虽然也产生了不平等的阶级分裂，但是区分的标准，即私有财产则是绝对公平的，有钱者富贵，无钱者贫贱。而中国则不然，等级差别是先天假定的，即以现实的父子关系为依据的礼的规范。被统治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民之父母们的良心和仁慈。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民为贵，但这些仁义道德仅仅是一种内心的修养，没有什么外在力量来约束，如西方的财富标准。韩非就认为它根本靠不住，普天之下也只有孔子一人而已，为民父母未必治，子未必不乱（《五蠹》）因为趋富贵避贫贱是人之本性，要民之父母从主观上抑制此心，爱民如子，而没有客观标准的约束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大富者骄而暴，赤贫者忧而盗（《春秋繁露·制度》）就是必然的，超经济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超经济的反抗。只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这种“父子关系”不改变，一方面是为父不仁，另一方面则是欲为子民而不可得，那么农民战争之频繁就是必然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氏族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势力，从而缓和了紧张的“父子关系”，（如著名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直到下次“父子关系”紧张使矛盾激化，则再来一次，以致形成了一种周期。所以农民起义就构成了宗法统治的固有矛盾，这个矛盾在宗法社会的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
    第五，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时间的延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国内是在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提出来的，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外族入侵、农民战争频繁、特殊的地理环境、儒家思想的统治、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官僚政治的顽固等等。[②f]这些看法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它们并不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根），而是同一条藤上的瓜，其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早熟的独特路径。对此即使单从时间这一表面形式上就可得到证明，如果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作为西方封建社会结束的标志，那么中国比西方不过延长了一百二十余年（1911），甚至更短只有五十年（1840），退一步看最多也不过二百七十年（1640-1911）。因此，延续时间长的表现，在封建社会的源头而不是结尾。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不但体现在奴隶制帝国的形成，而且也体现在封建帝国的建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方奴隶社会的结束，西方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其后又经过了若干世纪，西方才建立起了封建帝国。而中国则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其后直至清王朝覆灭，这期间虽有短暂的分裂局面，但大一统的局面则长时间处于统治地位。在西方由于土地私有制冲破了氏族外壳，独立自由的奴隶主私有经济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当奴隶制帝国崩溃以后，他们就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封建庄园主经济，与国王的关系是很松散的。因此西方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王权是很软弱的，“不仅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税收制度、司法机关、统一的法律，而且没有隶属于国王的常备军，这就形成了西欧封建社会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①g]于是一方面是王权的软弱，另一方面是封建经济的自由发展。因此，当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之时，也正是封建经济及其资本主义成份需要更大的统一市场之时。正是由于私有经济的支配地位，从而使新的经济因素得以在旧的国家形式中萌芽、生长和壮大，表现为新的冲破旧的，即革命的路径。由于西方在建立帝国之前（奴隶制和封建制）都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即财富私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同时由于这个过程中没有氏族纽带的人为限制，--帝国的建立就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其存在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大约五百年左右，如奴隶制帝国，由西罗马帝国的建立到毁灭（前27-476），封建帝国，由13世纪英、法、德、西班牙等封建国家建立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
    但是在中国则没有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过程。战国之际虽然私有制经济和工商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达到支配地位，财富私有者也并未达到支配者阶级（195-204页）。所谓“大夫之家”“两政耦国”，不过是氏族贵族内部的分化而已，表现为“宗子”和“富子”，“公室”与“世室”的矛盾，采取的是财产向下移动的维新路径。战国之际，国与国的战争都是各路诸侯，即氏族贵族内部之间的战争，而不是财产私有者联盟为与氏族贵族争夺统治权所进行的战争，即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战争[②g]。因此中国封建帝国的建立就不是新的冲破了旧的革命路线，而是新旧交葛组成了半新半旧的国家，氏族统治者并未改变，不过统治的方式由分封制改为了郡县制。所以它一开始就能够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唯其如此它是早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