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有用于社会呢？李贽发挥了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与何心隐的“与百姓同欲”的主张〔4〕，他的“经世经”，也自然先从人们最平常的日用之需开始。《焚书·答邓石阳》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格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对此又在同书《杂说·兵食论》中说：
    至矣！圣人鼓舞万民之术也。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
    这就明确指出，人的物质生活物质利益，是首先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原本动力。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应以满足于下百姓的穿衣吃饭、治生产业愿望为首任；要关心人民疾苦，关心社会的生产的生活，而不是违背这些基本道理，却让人们去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遵循什么礼义和教化。因此，李贽认为，重视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价值功能，以恤民体民的下策为保障，将这些原则贯穿到社会历史领域，作为考究时代进步与否的参照，就是典型的“经世”之论。依据此理，学以致用，贵在裙带，是李贽价值取向的判别准则，他的史论也反映出这种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其“万世治平之书”为“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5〕的。晚明兴起的一股反省既往，旨在拯救危机的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黜虚”色彩，天下学者多“务求实用”〔6〕，学术风气的转变对明季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自喻的。但是，也要指出，李贽居于“王学”学脉之上，他与泰州学派有其相似的一点即援儒入佛的思想，从而认为出世入世都是道。因此，他的“经世之论”又间杂有出世的因素，这在其晚年的思想中多有体现。
    ⑵、识史原理：“也世推移，其道必尔”与“质文递变”的历史发展观
    李贽依据自己的“经世”原则，将其用于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他在《战国论》中说：
    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7〕
    李贽肯定春秋代替“三王”，战国代替春秋是历史的必然，并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对于历史的进程，李贽在《藏书》卷首的《世纪总论》中阐述了其看法。
    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方其乱也，得保首领，已为幸矣。幸而治，则一饱而足，更不知其为粗粝也；一睡为安，更不知其是广厦也。此其极质极野无文之时也。非好野也，其势不得不。虽至于质之极，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孙，则异是矣。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得阵之险，惟知安饱是适而已，则其势不极文固不止也。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虽神圣在上，不能反之于质与也。然文极而天下之乱复起矣。英雄并生，逐鹿不已，虽圣人亦顺之尔。者乃以忠质文并言，不知何说；又谓以忠易质，以质捄文，是尤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群雄未死，则祸乱不息；乱离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于斯见矣。
    这是一段体现李贽识史原理的评论，认为历史是按“一文一质，一治一乱”的相互交替发展的。所谓“文”，就是社会历史的鼎盛期，它的出现是由于新王朝鉴于前朝的统治经验，伴随着开业君主的励精图治而来，这就是“治”。所谓“质”，就是历史发展的衰落期，它的出现又是由于王朝统治者面对社会的繁荣，不思进取，穷奢极侈，民不聊生，激起反抗，“英雄并生，逐鹿不已”，终至丧失天下，这就是“乱”。对此，虽“神圣在上”，亦无能为力，只得顺应其势。李贽在总论中特举秦时，“其文极矣”；汉兴，“天子不能具钧驷”，至武帝时“陈陈相因，贯朽粟腐”的史实，来证明历史的这种盛衰起伏的进程。
    李贽所言的文质交替，治乱相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性论述，也是对司马迁“见盛观衰”原则的继承性应用。可以明显看出，李贽将朝代更换的砂因归结为社会的力量；是人的因素，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所在，这与他的重视社会环境中人的作用的一贯性主张极为吻合，表明其历史发展观已含有“时势造英雄”的相互思想，同时，这也是对前代以来的“三统”、“三正”论，即将朝代的更替附会为“天意”的说法的有力批判。另外，李贽还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极文”引起人民的反抗，乃致天下大乱，这也与他的恤民主张有密切的联系。
    李贽在重视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因素的同时， 曾体察到有一种不可替代之势在支配社会的运行，即为“天道”。对人事而言的文质顺势为者谓之强，其中充满着竞争和淘汰的际遇。他在《李氏文集》卷19《明杰道古录》一文说：
    夫栽培倾覆，天必因材，而况于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 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其能违天乎哉？
    李贽将物竞天择的原则用于人世间，肯定了所存在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趋势，即能者为尊、强者混一的这样一条规律，特别是当社会处于治乱交替之时，最容易“英雄并生”。他在论述此方面最能体现顺应“天道”之为的强人时，尤赞管仲，称春秋时“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的功劳，实由“管仲相醒所谓首任其事也。”〔8〕“天道”与人事的结合，是李贽历史发展观的重要认识；因时而为，发挥才能，则是这一思想的实质内容，这对于他的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衡准，无疑具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3）、评史标准：不“践迹”、“执一”的传统观念大胆予以否定，提出“不蹈故袭，不践往迹”〔9〕，“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10〕的主张，并以此提出品评历史是
    非的衡准。他在写《藏书》时曾说：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觌，亦志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