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史论在技术性方面有如下特点：
    ①有目的的选编史料。李贽《藏书》的取材范围，其序言有“笔削诸史，断以己意”，可知其参阅读书不少，但主要取之于历代正史中的纪传、编年二种，这在他的《世纪列传总目》留有明显痕迹。对史料的选择，李贽极注重为阐述其政治观点服务。如，他称《诗》、《书》为古代“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由于其评论的范围在“后三代”，即汉、唐、宋朝，故省去不录。又如，对孟轲“亚圣”的传纪，为加重史论的份量，通篇借其本人及他人之语，并附己论全然以代而事迹则舍之不录〔24〕。
    ②辩证的对比方法。李贽懂得用辩证对比方法来看待人物和事件，通过对比而体现出是非、优劣、强弱等差别。如，称秦始皇“千古一帝”是由于其开创的统一大业具有深远意义；同样，隋文帝虽然也统一南北，但从篡弑得来，故《藏书总目》称其“不得比秦始称帝矣”。又如，对于最简单的“死”字，李贽也按气节、功名、事业的对比原则，列举归纳出五个等级的结局，以阐明其生死观〔25〕。此外，在义与利、德与才、学与用、治与乱等问题上，李贽的史论都有很精采的论述，增强了说服力。
    ③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论述。李贽的史论，见解独到，言微意深，与其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评论技巧很有关系。如《藏书》卷3 《汉孝文皇帝》云：“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由肺肠，读之令人深快，予故备载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故其诏令不虚也！学者未知黄帝老子之实，谓之异端杨朱氏，能令天下祸败。吁！请细观之，毋但哺前人糟粕也。”李贽由汉文帝诏令简洁务实发议，借之赞扬其与民休养生息的政治，最后引发出借评汉文帝面对盲从古人成说者嘲讽的寓意，并以此达到赞颂黄老因时无为之治的目的。
    ④坚持史识见解的原则性。李贽总的思想为重才轻德，但涉及史识见解的重大问题时，则坚持原则。如《焚书》卷5 《贾谊》云：“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也。班氏文采甚美，其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隻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班固“文采甚美”，但“经史闻见”搀杂上儒生思想，故其立论与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的看法相比，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在史识见解上，不依才气出众或“甚有见”而让步，这是李贽的卓识。
    ⑤编纂史书技术环节的处理独具创见。如《藏书》断代另辟蹊径，将南北朝上限溯至西晋亡后，并某种程度排除夷夏之别偏见，给北部各族建立的国家以一定历史地位，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予以肯定或同情，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为“华夷一统”等。此外，采辑史料亦精心删节处理，内容简洁，脉络清晰，纪传均可单独成篇。在人物的评述中有借喻手法：借孔子赞管仲语讥讽儒家弟子的“践迹”之举，借评韩信突出汉高祖的猜疑；《续藏书》中借评宋濂之死、汤和之保富贵以暗示明太祖的残酷与刻薄，多伏妙笔。
    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基本概括了李贽的史学思想，其精华则体现在它的历史批判精方面，这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从史学史的纵向考察，明代史学已呈现摆脱两宋史学的“义理”化〔26〕倾向而“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其中经济史论著的繁富是一个重要层面〔27〕，联系李贽史论含有的务实重用的积极因素，无论在学风还是指导思想方面，与其都是一脉相承的，它对于清初史学的“经世”思潮，同样具有着影响。因此，就史学意义说；第一，李贽“笔削诸史，断以已意，”否定了传统史书编纂中义例正统的论说及纲常名分的序列，在编纂中开了贯通古今的纪传体评论的创例，〔28〕其字行间蕴涵的历史批判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早期的启蒙作用。第二，李贽的“治贵适时，学必经世”的主张，以重视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价值功能来代替封建传统伦理的空洞说教，不仅是学风上的黜虚务实，更是史学发展面临转折、走向社会深层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明代史学视角的深刻变化。第三，就文献资料的保存或考订角度而言，这不为李贽所长，但他开辟的利用历史编纂与评论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则为明初以来史学著述“苍白的阶段”〔29〕注入活力，推动着明季后史学的“经世”化的发展。
    四、李贽史论的历史局限
    李贽的史论以评史与论政的结合，充分展现出历史批判的精神，其思想性方面的成就，是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李贽的思想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史论还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
    首先，李贽所处之世是理学横流、正统思想暴露出极大虚伪性的时代。从实质说，他的史论的出发点是要以真反假，抨击封建专制的虚伪，揭露统治阶级言行不一的骗人说教，而不是改变封建传统的伦理体系，更不能摧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样，他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人的价值，关心社会生产和生活等主张，还是得由明君贤相、能臣美吏这套封建机制来实施，来保障。故李贽史论的思想主线，仍体现着君、臣、民的隶属关系。这就是他在《藏书》中既反专权，又称“圣主”，既同情农民起义，又视其为“盗贼”的原因所在。
    其次，对历史是非的衡准，由于主观上的感情色彩，难免在批判中带有过激倾向，存有一定的错误与偏见。如在义利之辩方面，尽管有力地冲击了理学道德观的虚伪，但对那些好施奸计、有才无德之人，就有不适当拔高的误导，忽视了传统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规范，在稳定与平衡社会机制方面所起的积极功用。
    再次，对当代的人物评论有讳避思想。如《藏书》与《续藏书》比较，其观点已有较大不同，《续藏书》里对明代人物体现出“扬善不刺恶”的色彩，冲淡了其历史批判的精神。
    最后，由于长期遭受排挤，为世所不容，加上佛、老思想的感染，李贽的内心又时有超脱尘世的消积情绪，产生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李贽史论的历史局限，正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而透过个人的坎坷遭遇，又体现着整个民族历史的步履蹒跚；这种赋予着沉重包袱的时代特征，使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追求，都因无法挣脱传统藩篱的羁绊而付诸流水。这样，李贽史论的社会意义，又为我们留下无尽的深沉思考，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则是历史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