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思想、理论，值得今人予以总结、学习。本文即对杜佑史学思想诸方面作一些简略分析。
    一、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著述宗旨
    杜佑著述中，最重要的是《通典》。它清晰地反映了杜佑著述时的较强的政治动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杜佑自己对作史目的的表白。《通典》卷1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旧唐书·杜佑传》载杜佑的话：“略观历代众贤论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也粗研寻。”
    在中国历史上，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现象渊源流长，在唐初也曾出现过一个高潮。唐初设馆修史，轰轰烈烈，其目的就是“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①总结历代的兴灭规律，为唐王朝治政提供借鉴、参考。至中唐，社会由盛转衰，有见识的史学家又重操史学这一传统武器为政治服务，企图从历代的盛衰兴亡规律中寻找出一剂挽救唐王朝的良药。
    杜佑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年轻时见到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主要活动在安史叛乱以后唐帝国由盛开始走下坡路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初的高度中央集权为藩镇割据所取代，维护平稳小农经济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瓦解了，边疆各族如吐蕃、南诏不断生事，这些变化使得唐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使得如杜佑一类的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焦虑竭思，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唐帝国的颓势。《玉海》卷51《艺文》引杜佑话曰：“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杜佑将数千年来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供统治者便于征引的类似法典的制度类书，为统治者提供实用的理道诀窍，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②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使遇事不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故权德舆能将《通典》评价成“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③不只如此，杜佑仍觉得上奏的《通典》篇幅过大，帝皇是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阅读的，便又从《通典》中辑出十卷精华编成《理道要诀》，“颇采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④
    杜佑编撰《通典》的目的还在于使天下学者、士人读后有所启迪，使他们能知天下事实，通达人间情理，与帝王一起共同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杜佑编辑的史书是一本教科书，它帮助、指导士大夫们入仕、为政，从而达到“将施有政”。无疑，杜佑“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⑤。编书的勤奋，实是受到了这一政治指导思想的鞭策。可见，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这一形式，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去了。
    二、杜佑社会认识论--进化与发展的史观
    杜佑往往从典章制度的变化发展中来窥视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步步进化。他强调人类社会是在一刻不定地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地前进。他客观地承认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落后、野蛮的阶段。《通典》卷61《群臣服章制度》：“上古穴处衣毛，未有制度。后代以麻易之，先知为上，以制其衣；后知为下，复制其裳，衣裳始备。”《通典》卷48《礼八》：“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人类最初是居住在洞穴之中，无衣裳可穿，用人殉葬，生吃兽肉，用手抓食，同姓联姻，不知避讳等等。不知礼仪，不知耻辱，这是一个既落后又野蛮的群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礼仪的约束，也无伦理的规范，因此华夏上古时代和四夷少数民族一样，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这里，杜佑通过强调上古社会落后的事实，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到文明逐步进化发展着的。他认为在各种典章制度及礼仪条法中，可以找到社会向前发展的痕迹。他曾用古人穿兽皮衣服来揭示这一事实。《通典》卷58《礼十八》云：“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质，元衣裳，犹用皮为。所以制婚礼纳徵用元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降，衣服制度与三代殊，乃不合更以元纁及皮为礼物也。”从上古到三代再至秦汉，人类对皮衣的要求起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社会在一步步地走向文明，走向前进。纵观整部《通典》，我们发现杜佑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意在说明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
    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歧视少数民族，主张对边境少数民族发动战争，无端指责他们社会制度落后与愚昧的行为和言论，杜佑通过对华夏社会发展史的叙述，予以了针锋相对的驳斥。《通典》卷185《边防典》序云：“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原注：上古中华也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今室韦国及黔中羁縻东诸夷及附国，皆巢居穴处……）有葬无封树焉，（原注：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以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槨。今靺鞨国父母死、弃之中野以哺貂……）有手团食焉，（原注：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故《礼记》云：“其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团食。）有祭立尸焉，（原注：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原注：夏商以前，臣不讳君名，子不讳父名，自有周方讳耳。今夷狄则皆无讳，如此之类甚众，不可殚论）”。杜佑揭示了华夏民族和周边蕃夷民族都曾有过落后的时代，只不过华夏民族先行一步，现在已经发展得比较先进，而蕃夷仍未进入文明社会而已。通过对两种社会制度、风俗的相互对比征引，杜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蕃夷的落后和野蛮不应是唐王朝作为用兵的依据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