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上天使君主治理天下，只有达到既庶又安，才算是“牧之理得”，从这一点看来，必须实行郡县制。反之，若君主治天下仅为了自己一人，则他势必是希望实行封建制。可知，杜佑力主郡县制的一大根基是建立在“列郡利万姓”的民本观念之上的。
    杜佑认为：“凡为国之本，资乎人甿”，（15）他把百姓放在政治的首位来考虑。他的民本思想具体地还表现在重人惜费上。《全唐文》卷478，郑余庆《祭杜佑太保文》云：“始从郎位，职典邦赋，重人惜费，惠恕用布。”《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云：“视阖境如枨之内，抚编人有父母之爱，因其习俗而均安之，识其惨舒而导利之。”由于他对百姓在国家中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不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在中央任官，他都十分注重重人惜费。他认为：“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16）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大丰收，杜佑上奏：“请权停河北转运。于滨河州府和籴二百万石，以救农伤之弊。”（17）此可概见杜佑关心百姓疾苦的态度。
    在杜佑的史学思想中，民本的成份是比较浓厚的。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安史乱后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史乱后，不但国家实力大衰，而且民不聊生，国家赋税由于户口的流亡而减少，故杜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民众富庶、户口增多，因此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农民，维持他们的小农生产，当然，杜佑的民本思想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谈论的，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论服务，这与马列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很大的区别。
    四、不信怪异的进步史观和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
    《全唐文》卷505权德舆《杜公墓志铭》云：“不徼福，不乞灵，物怪气焰不接于心术，诚明坦荡自得于天理，中正之外，无自入焉。”杜佑不信鬼怪神灵，不迷信盲从，这从权德舆对他的评论中就可看出。在杜佑的世界观中，他尤其强调人事，绝少言谈鬼怪。他对于古代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天人感应之类荒诞不经的迷信，通过事实分析，一概予以否定和批判。《通典》卷148《兵典》序：“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惑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
    军事上自古以来就有风鸟日辰的神化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一些军事家故弄玄虚的结果，以致普通人对之神秘莫测，都信以为真。杜佑用了谢艾、宋武、邓禹及后魏的史实，驳斥了这些阴阳五行现象的虚假性。
    星宿分野的学说，出自于班固和皇甫谧，他们将天文上的星宿名称一一配上相应的地域，这实际上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继续发展，在当时颇有影响。杜佑不信这套荒诞的理论，认为从地域的分合和时间的先后来看，东汉的这种理论实在是难以成立的。他对主张星宿分野的史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是误人子弟。
    唐初李百药主张郡县制，批驳封建制，他在上奏中说：“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论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18）认为朝代的长短是上天安排好的，而政事的治理、国家的兴衰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和国祚长短无关。杜佑同样也主张郡县制，但他不相信这种虚妄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言论。他说：“观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臧否，故曰终莫究详，斯之谓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干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长远，为理之道，其在兹乎？”（19）杜佑指出国祚的长短主要取决于适宜的典章制度的建立和君臣关系的理顺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是否具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他批评了“天时”“杳冥”的天命论观点，清晰地表明国祚不由天意而由人事决定。
    作为唐代中期的一位名儒，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他在儒家经典对政治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载杜佑的话说：“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杜佑认为经书是君臣、父子伦理教育方面的“要道”、“宏纲”，应该研习遵循。但经书有不足之处，即对治理国家的各种典章制度叙述太少，因此执政者很难通过参考经书来制订方针政策。因为圣贤经典也有缺陷，所以杜佑想把《通典》编纂成补圣贤书不足，以资助政的一部宏著。虽然杜佑没有达到离经叛道的地步，但他敢于指责经书的不足，这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求是精神。自古以来，经学和政治密切相结合，经学作为统治者的不刊之典高高供奉在上，而杜佑却说经书“罕存法制”、“阙匡拯之方”，无疑对经学在政治上的作用发生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书的神圣地位。
    《左传》记述郑国子产由于东周末年“王道浸坏，教化不行”，故铸刑书，而晋国叔向对子产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杜佑认为《左传》记述这件事时，笔法上有偏向叔向的倾向。他指出，子产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制订刑书来治理国家是一个正确的措施，《左传》的倾向并不公允。同时，他对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照录《左传》原话也提出了批评。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是国家颁布的经书注疏，比较具有权威性质，而杜佑指责在这件事上孔注犯有主观倾向。他认为：“夫经籍指归，诚要疏义，固当解释本文，岂可徒为臆说？”（20）
    本着客观和求实精神，杜佑也常常指出一些传统史学名著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史记》和《汉书》云：“尧崩后，舜以禹为司空，命平水土，以开九州”，杜佑经过详细考证，认为“禹之绩本在尧代舜未据摄以前也”，此乃“子长、孟坚之误矣。”（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