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我院历史系教授侯外庐同志，不久前不幸逝世。本刊特请多年在侯外庐同志身边工作的历史学家黄宣民同志以及姜广辉同志撰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以期全院师生更好地继承侯老遗志，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不断开拓前进。
    1987年9月14日，敬爱的侯外庐同志与世长辞了。痛失良师，百感交集。回想前几年，外庐先生抱病卧床，艰于执笔，嘱我代他撰文纪念郭沫若、李达、吕振羽、翦伯赞、吴晗、尹达等同志，表达他追怀故人的心情。每当他审读文稿时，忆及往事，不由老泪纵横，伤感不已。而今当我握笔悼念他时，此情此景，浮现眼前，心中悲痛难抑，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他的逝世，难道真是我国史学一个时代的结束吗？
    一
    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为“五老”，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为把历史变成科学，半个多世纪来包括五老在内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敞开赤诚的胸怀，披着鳞鳞的伤痕，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一起奋斗在旧史学的莽原上，终于造就了一代崭新的历史学，他们确确实实是“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①。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如他们都曾投身于革命斗争，都是为着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但是，他们走向史学的路径又多不相同，如郭老是由医学而文学而史学，范老是由文学、经学而史学，吕老是由工程技术科学而史学，外老则是由法律学、经济学通向史学。他们的个性、经历、学术承传和素养等等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史学研究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绚丽多采。
    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是天生的一样，侯外庐同志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带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而且历经坎坷。他出生于清末一个封建家庭，自幼开始诵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接受旧学教育。五四以后，他受到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影响，转求新学。1922年，他从山西到北京考进一所大学以后，有如梁启超曾经有过的那种“学问饥渴”时代，整日钻进图书馆里涉猎一切所能获得的书籍。他对哲学的兴趣最高，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至当代的各派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不肯放过。他曾对我们讲，那时年纪轻，没有阅历，读书太杂，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也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所以各种思想的影响都多少接受过，最早是接受梁启超的思想，后来是孙中山的思想，还糊里糊涂地被拉入过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发现问题后，又迅速退了出来，这时他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他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引下，终于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坚信不移。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于1927年赴法留学，一面在巴黎大学听课，一面自学德文，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以他当时的外语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言，他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他周围也有同志为此而不理解他，甚至责难他是在做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然而，外庐同志义无反顾，执着而又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1930年回国后，他继续倾力于翻译工作。1936年出版了他与王思华合译的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至抗战前夕，他独自完成了第二、三卷译稿。他后来回忆道：“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句名言，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真正使我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故而毕生服膺。”②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胆探索，确乎表现出敢于入地狱的理论勇气。
    侯外庐同志研究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常常把这种学习称之为理论准备。30年代初回国不久，他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感到兴奋，认为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的前途”③，由此也引起他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兴趣。但他并没有立刻着手进行研究。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当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存在一个最大的缺点，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他说他看了群起攻击郭沫若的文章，没有搔到痒处，虽颇称怪，但也感到它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而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就应当先把外文基础打好，从经典作家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仿效了鲁迅的翻译研究方法，把翻译《资本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事实上，他在经过十余年的准备之后，才开始研究古史。如40年代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50年代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他都遍阅了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1943年，他在写完《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一文后，从苏联学者费德林处得到马克思的遗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如获至宝，立即请熟悉俄文的戈宝权同志翻译出来，悉心研究，两年以后才发表自己这篇论文。无论人们对于他的研究答案赞成与否，但可从中看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有了这种科学态度，研究问题时就不易轻信盲从，而能独抒己见。如他在30年代写作的《社会史导论》，依据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生产方式的论述，提出生产方式可表述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他不同意斯大林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说法。他对理论权威的挑战，从40年代起就招致了一些同志的严厉质问，但他自信持论有据，直至晚年写《韧的追求》时，他还声明：“作为学术观点，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④
    侯外庐同志非常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之所以具有引人注目的理论深度，与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侯外庐同志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反对断章取义。他从来厌恶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学风，所以他对60年代林彪大兴语录风，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和宗教化的恶劣做法，极为反感。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如同学习其它科学一样，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要认真研读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才能学以致用。他培养青年，非常注重这种理论上的基本功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