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侯外庐同志耕耘史学五十余载，著作宏富，无论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他漫长的治史生涯中，大致上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可以称为发轫期。
    1931年，侯外庐同志执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在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写了一部研究性讲义。他在1934年出版的第一本史学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即其中一章，这可以看作他研究中国古史的起点。
    1933年，侯外庐同志写了一篇《社会史导论》⑤，主要针对当时社会史大论战中理论上的某些混乱，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了生产方式问题。他主张依据不同生产方式来区别不同的社会形态，把握不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并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表明他已开始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侯外庐同志30年代在古史研究方面虽已起步，但在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影响不大，原因是他当时的主要精力仍放在翻译《资本论》，再是他认为“科学研究应取严肃谨慎态度，在未充分做好理论准备，掌握材料以及作严肃思考之前，决不可放言高论”⑥。直到40年代，他才把主要精力转向史学研究。
    皖南事变后，重庆笼罩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气氛，大批进步文化人已经转移外地。此时侯外庐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继续留在重庆做学术研究。他在1941至1942年间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部史学专著，即《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出版）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4年出版）。作者认为这两部书是相互补充的姊妹篇，并且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这一毕生遵循的治学方法。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从中国古史资料入手，探讨了古代国家起源和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断定中国奴隶制社会起源于殷周之际，其社会特点具有“亚细亚性”。但是，作者在读书中尚未对“亚细亚性”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后来才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汇入其所著《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一书中。1946年，他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修改扩充为《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时，吸收了《解答》中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内容，成为一部更为完整的并富有理论特色的古史研究著作。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个人对这一门科学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侯外庐同志在经过十五年的探索之后，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把古史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1950年，作者又对该书作了一次修改，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成为侯外庐同志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侯外庐同志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本想按照次序，继续研究秦汉思想史，再及中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史、宋明理学史，最后至近世思想史。但他当时感到有个难题即他认为“中古至近世的中国社会颇易辨析，而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则难于研究”，而要做秦汉思想史的工作，就须先研究秦汉社会始能朴实说理。因此，他变更了写作程序，先写从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然后“回头从事中古诸朝的思想研究，期以十年或有全部更完整的贡献”⑦。其实，他变更计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当时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希望他先研究近代思想的建议。侯外庐同志此项研究，由于得到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而深受鼓舞。他以惊人的努力，在短短二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这部近八十万言的著作，还出版单行本《船山学案》（三友书店1944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于1945年问世后，以其取材丰富，立论新颖，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胡绳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著文，对这部新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著者对王船山唯物主义哲学的论断是确切的。当然，也有学者如熊十力先生就不赞成侯外庐同志对船山思想的看法，认为王船山是个理学家，不是唯物论者。他们因此书信交加，往复讨论，彼此诘难。外庐同志晚年对他们这一场争论犹津津乐道，并表示他对熊老先生的眷念之情。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是正常的，也许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引起人们的争论。但是，《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价值并非仅仅如此，即便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学术生命力。几年前李泽厚同志对我说过，外老四十年前对章太炎思想的研究，现在也难有人能超过他。他认为外老本人就是一个思想家，他的著作思想深度是一般人难于达到的。我想，泽厚同志的话不无道理。
    侯外庐同志自30年代涉足史学领域，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至40年代初便开始大踏步前进。他不仅在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且开拓了研究近代思想的新领域，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中期（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以撰著《中国思想通史》为中心，可以称为发展期或成熟期。
    前已述及，侯外庐同志在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就产生了清理全部中国思想史的愿望。继《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问世以后，他的这种愿望更加明确起来了。1946年春，适逢生活书店准备编辑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向他约稿。他感到整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遗产是个艰难浩繁的工程，实非个人能力所及。因此，他在离开重庆前夕，约请与他志同道合的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同志合作撰写一部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⑧。从1946年侯、杜、赵开始撰写第一卷，至1961年侯外庐同志为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作序，历时十五年。关于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外庐同志已在《韧的追求》一书中有专章详述，毋庸赘言。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这部巨著的问世，表明侯外庐同志在其史学发展道路上获得一次更大的跨越。
    首先，侯外庐同志治史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社会史与思想史并重。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过程中，尤其着力于社会史研究，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社会史观点。该书第一卷吸收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殊路径的观点。从第二卷至第四卷，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和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封建社会的品级构成诸问题。他提出秦汉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确立时期、封建土地国有论以及由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庶族地主构成的封建品级结构论，至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开始私有化和工商业发展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等一系列论断，从而形成了他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史体系。他对各个时代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史体系的基础上展开的。无论人们赞成与否，他对中国社会史自成体系的见解，不但是他自身史学的发展，也是他对整个史学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