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论古人时辩证的史学分析方法
    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商鞅是杜佑称颂的“六贤”之一，杜佑对他的评价极高。《通典》卷1称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使得“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卷13称赞商鞅重视官吏的实践才能，“唯辟田与胜敌”作为仕进之途。然而对这样的一位圣贤，杜佑并非是一味地高唱赞歌。在《通典》卷1中杜佑又说：“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杜佑欣慕不已的井田至战国为商鞅所坏，尽管秦国富强起来了，但却带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的盛行，这种局面杜佑认为一直至后世都有影响。杜佑反对土地兼并，因此追根溯源又归罪到商鞅头上，但杜佑并没有贬抑商鞅，仍是作为一个圣贤的偶像树立在《通典》中。
    《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舍人》云：“开元二年十一月，紫微舍人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无一头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罢，所见不同者，望别作商量，连状同进……’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复分知机务。既文书填委，遂令书录委之堂后人，其权势倾动天下。姚竟因主书赵海赃犯所累罢相。姚诚多才，而隳政擅权，以成斯弊，可哀哉！”姚崇是玄宗初年著名宰相，杜佑对其评价颇高。在《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中，将与户口数量不甚相干的姚崇不妄迷信、主张灭蝗的言论，全文引录，足见杜佑对他的推崇，然上述却是杜佑批评姚崇擅权改官制，优劣好恶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衡量。
    再如杜佑称赞建中初年的两税法曰：“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22）杜佑与杨炎私交甚密，建中时期杜佑还曾得到杨炎提携。但杜佑对两税法中的“折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安其业，不可得矣。”（23）他肯定了两税法实施的积极意义，但对中间的一些环节的实施发表了中肯的批评。杜佑这一对两税法的评价，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两税法的看法，说明杜佑辩证的史学分析方法为后人所接受。
    综括上面对杜佑史学思想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杜佑的思想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向上的内容，如他继承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传统，认为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发展的，并且提出了“师古”与“变革”这二个辩证的口号，等等。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官僚来说，杜佑的史学思想是建筑在维护封建统治基础之上的，他的一些史学主张是唯心的。然而，我们不应以现代的眼光来要求他、指责他。对杜佑的史学思想，应作公正的、辩证的分析，既无需拔高，也没有贬抑的必要。
    注释：
    ①《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
    ②《通典》卷2《食货二·田制二》；
    ③《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
    ④《玉海》卷51《艺文》；
    ⑤⑥《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⑦（11）《通典》卷58《礼十八》；
    ⑧《通典》卷174《州郡四》；
    ⑨《通典》卷31《职官十三》；
    ⑩《通典》卷48《礼八》；（12）《通典》卷74《礼三十四》；
    （13）（22）《通典》卷7《食货七》；
    （14）《通典》卷31《职官十三·王侯总叙》；《新唐书》卷166《杜佑传》；
    （15）《通典》卷18《选举六》；
    （16）《通典》卷12《食货十二》后论；
    （17）《旧唐书》卷14《顺宗本纪》；
    （18）《通典》卷31《职官十三》；
    （19）《通典》卷31《职官十三·王侯总叙》；
    （20）《通典》卷166《刑四》；
    （21）《通典》卷172《州郡二》；
    （23）《通典》卷12《食货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