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古的原始至唐朝的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对此，杜佑作了进一步的探索。首先他认为从巢居穴处的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其动力是“地”和“气”。《通典》卷48《礼八》：“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通典》卷185《边防典》序：“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王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四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但绝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杜佑认为华夏所处“地中”，因而“产厚而类繁”，这的确是华夏比邻近各少数民族更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但这绝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然杜佑恰恰特别注意“地中”，从而引申出“气正”；四夷“地偏”，从而“气梗”，地理环境成了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因而他的认识走向了极端，走向了片面。他从“地”的决定作用，又提出了“气”这一概念，认为“气正”带来了“人性和而才惠”，从而诞生出了圣贤，这样也就把“气”引向了种族的优势。杜佑还认为华夏文明的出现是和个别圣贤的伟大分不开的。他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和“渐革弊风”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才出现了比四夷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三王五帝以后，因为世代有圣贤，所以礼仪、法制才得以建立，君臣、父子之名分才得以确定。如此，杜佑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个别圣贤的英雄史观。毫无怀疑的必要，杜佑在论述华夏民族进入文明的动力时，不脱时代之习气，不出儒家之窠臼，主张的是种族优劣和英雄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史学思想，偏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客观真理。
    礼仪法制初步建立以后，社会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杜佑认为三王五帝以后，建立起了各项典章制度来维系社会的文明，所以，要使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有适合时宜的典章制度出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用他评价秦始皇行郡县不行封建例来说明。《通典》卷185《边防典》序云：“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更相征伐，未尝暂宁。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丞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通典》卷58《礼十八》：“天下列国唯事征伐，志存于射，建侯择土，皆主于斯。秦汉以降，改制郡县，战争既息，射艺自轻。”《通典》卷74《礼三十四》：“秦始皇荡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
    从一项制度来观察，杜佑认为郡县制改革掉了封建制的许多弊病。秦汉至隋唐，实行郡县制的王朝就户口增多，国家富裕，残酷战争减少，其原因就在于郡县制是“便俗适时”。因此，适时的典章制度的出现，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典章制度遭到破坏，社会就不会前进，只会倒退。《通典》卷148《兵典》序：“开元二十年以后……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杜佑认为安史之乱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开元之时，唐初的内重外轻制度已遭破坏，边境驻扎着重兵，中央政府势单力微，因此安史之乱后带来的社会倒退，归根结底是破坏了典章制度的结果。
    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前进呢？杜佑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二个：一是师古，二是变革。
    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杜佑向宪宗建议道：“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⑥吸取了前代有益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前进。当然师古并非是一味主张复古。杜佑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指出这是“人之常情”，“不详古今之异制。”⑦他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也殊”，⑧“欲行古道，势莫能遵”。⑨因此滞古非今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起倒退历史的作用。例在祭尸礼上，杜佑就批判“是古者”的滞执。他说：“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或有是古者，犹言祭尸礼重，也可习之，斯岂非甚滞执者乎！”⑩可见，杜佑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师古，但必须师前代对当今政事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凡事皆古。
    其二是“宜适变通”。杜佑认为一切制度都应顺乎社会的发展，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他认为三代被人们推崇的原因，在于“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适时，”（11）因而他主张制度应“便俗适时，”（12）“适时之令典”，是“拯弊之良图。”（13）杜佑支持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革。他指出：“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耶？”（14）他认为国家各项制度在设立之后，总有产生弊病的时候，这时就需要适时地去改革，不必守残抱缺，因循守旧。他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常持褒赞的口吻。《通典》卷12《食货十二》后论云：“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杜佑所谓的“六贤”，都是在对当时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后，才取得“成王业”、“富国强兵”的成就的。杜佑推崇他们的改革，称赞他们通过改革而取得的成就，其目的就是想效法他们来改革唐王朝的弊政。
    三、杜佑的民本思想
    《旧唐书》卷147《杜佑传》宪宗评论杜佑曰：“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这是杜佑死后宪宗的由衷之言，因而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公允的，反映出杜佑为政时的民本思想倾向和意识。在《通典》序中，杜佑极力推崇孔夫子的“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
    《通典》卷185《边防典》序云：“夫天生丞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生。”《通典》卷171《州郡典》序云：“夫天生丞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广，不患功不广。”杜佑不主张君权高于一切，不认为君主可以主宰天下，相反他认为上天生就了众庶百姓之后，才有了产生一个司牧他们的君王的必要，因此君王的产生是为了治理天下，“既庶而安”是其治理的目标，而不是以整个天下来侍奉一人。
    杜佑主张行郡县，其中他有一条十分主要的理由是“建国利一宗，列君利万姓。”《通典》卷31《职官十三》云：“天生丞民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由。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求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