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献里有一个与“”(刺史)密切相关的词--“”(城主)。《天盛律令》卷十里同时提到了“”(刺史)和“”(城主),表面看来其执掌大致可分,即刺史掌管府或军而城主掌管县或堡寨,但作为州郡的行政长官时,二者的界限却变得模糊起来了。例如同为州长官,西夏规定在瓜州设刺史而在甘州设城主:同为郡长官,西夏规定在五原郡设刺史而在灵武郡设城主。⑧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西夏的城主可以领州郡,但刺史却从来不见领县。 “”(刺史)和“”(城主)在具体执掌上出现矛盾,这肯定是由两个词语的来源不同所造成的。我们已经知道,“”读作tsh-i,自然是汉语“刺史”的音译。“”(we-dzju)的字面意思是“城主”,⑨相应的汉文“城主”一词屡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西域地方军政长官特有的称号。⑩最近我们知道,“城主”最初本是吐蕃官名“节儿”(rtse-rje)的意译,(11)在藏语中指“一寨之主、一城一地的守官”。(12)那么问题的答案至此就很清楚--西夏分别从汉语和藏语里各借入了一个职官名词,并且保持了它们各自的初始含义,“”仍然像中原的刺史那样执掌州郡而不执掌县镇堡寨,“仍然像吐蕃的“节儿”那样在执掌县镇堡寨的同时也执掌“州郡”。在历史上,吐蕃并不像中原那样视县和州为不同级别的建制,西夏也像吐蕃那样没有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当时存在一些带有“州”、“郡”、“县”等字样的地名,只不过是沿用古来的习惯而已,并不意味着县一定是州或郡的下级单位,甚至某些州郡还有可能比县的级别更低。在《天盛律令》规定的西夏政府机构等级中,“华阳县”和“治源县”被列为“中等司”,而“灵武郡”和“银州”却被列为“下等司”,“夏州”和“绥州”却被列为“末等司”,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13) 当然,西夏法典中交替使用“刺史”和“城主”的内在原因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感觉上似乎与官员所在地区的民族文化氛围有关。也就是说,汉文化主导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党项文化主导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城主”。《天盛律令》颁布的时候正值西夏政府大力倡导中原汉文化之际,所以由中央政府新任命的州郡以及监军司的最高行政官员一概称为“刺史”。 “刺史”和“城主”在西夏政府制度中的并存大概也使境内的党项人感到困惑,事实上这两个官职称谓在一部分党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一概理解成了吐蕃的“节儿”(rtse-rje)--西夏译本《贞观政要》就把汉文原本中所有的“刺史”都译成了“”(城主)。(14)例如“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里面有一句话是“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西夏本译作: (15) [贞观年中,皇子之年小者多使为都督、城主。] 唐时的“刺史”相当于汉魏六朝的“太守”,所以西夏译本《类林》把汉魏六朝文献中所有的“太守”也都译成了“”(城主)。例如卷四“清吏篇”里面有一句话是“邓攸为吴郡太守”,西夏本译作: (16) [邓攸为吴郡城主。] 这两则译例表明,那时的大多数党项臣民只知道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主”,并不知道中原的“刺史”为何物。(17)换句话说,“刺史”这个词是在“城主”之后很久才进入党项语的。 尽管西夏人习惯把中原文献中的“刺史”或者“太守”翻译成“城主”,但城主在当地却多见领县而少见领州郡,例如《天盛律令》规定在“下等司”的29个部门设有城主,其中名称带“州”或“郡”的只有3个,而带“县”或“城”的则有12个,其余的则是比县还小的堡寨之类。(18)由此我们可以想定,城主在西夏实际上更多地相当于县令以下的小官,与中原的刺史并不形成实质的对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辽史·西夏外纪》里的那段记载可见,按照中原惯例,刺史的官阶不会比团练使低出很多,但其箭矢配备的数量表明二者在西夏存在较大的品级差别,这显然是因为《辽史》的“刺史”是从党项语的“”(城主)折合来的,而元代史官并不知道,这个词在当初的党项人心目中一般仅用以指县令,而很少用来指刺史之类的州郡行政长官。 注释: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把相关的文字译作:“依官阶高低箭数:十乘起至胜监,箭五十枝;暗监起至戏监,箭百枝;头主起至柱趣,箭百五十枝;语抵起至真舍,箭二百枝;调伏起至拒邪,箭三百枝;涨围起至盛习,箭四百枝;茂寻以上,一律箭五百枝。” ②④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第366页,第366页。 ③本文的西夏字注音主要参照李范文:《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转引的龚煌城拟音。 ⑤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丁努”原作“丁弩”,可能是录自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0。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浙江书局本,第3301页。“丁努”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讹作“丁挐”。 ⑧《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2、223页。译文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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