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1]187-189。他着重分析了两人：一个是登进士第的李益；一是未中进士的董邵南。陈氏指出，“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1]189，而未中进士的董邵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1]189，进而说“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1]187。但是陈氏只举出上述两例，并未分析北游之后的士人在河朔地区的起伏升降。
    近年来，随着大量唐代墓志的发现以及相关拓片图版和释文的印行，使得我们能够对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2001年8月，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出土了《唐故摄相州刺史兼监察御史里行李公(仲昌)墓志铭》(以下简称《李仲昌墓志铭》)①。这方墓志叙述志主李仲昌(以下直呼其名)的生平、历官非常详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李仲昌虽不见于史籍②，但他作为一个“北走河朔”的士人③，先后在昭义和魏博两镇供职，并两任魏博镇的支州刺史；此外，其妻郑氏的合祔墓志(以下简称《郑氏合祔墓志》)也一同出土④。两方墓志比较完整地揭示出李仲昌在北走河朔之后的沉浮起降，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
    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范围甚广。
    《李仲昌墓志》虽然称“其先陇西人”，“识乎竹帛，式曰品族”，可能有陇西李氏的大族背景，但无法确切查证。但另一方面，此方墓志毫不避讳称李仲昌“起于寒栖之间”，因为他的曾祖李泰“皇河南府福昌县尉，夫人范阳卢氏”，祖父李澄“皇岐州司法参军，夫人荥阳郑氏”。父亲李祐“邢州参军，夫人范阳卢氏”。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亦不见于史籍记载，(《旧唐书》所载之“李澄”、“李祐”与李仲昌的祖父、父亲乃同名异人)，虽然他们一直任官，但品阶低下，分别为正九品下⑤、从七品下⑥和从九品上⑦。这个家世背景不十分显赫。
    相比之下，李益具有非常深厚的家世背景。《李益墓志铭》纠正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于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世系的错误记录，明确记载道：“给事赠兵部尚书讳亶即公曾王父也，皇朝虞部郎中讳成绩即公之大父也。烈考讳存，皇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2]李益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任官都在五品上下⑧，属于高官，享有门荫等特权。但李益之父的品阶却仅为从六品[3]1797，说明李益虽有家世背景，但却呈衰落趋势。至于其身为肃宗朝宰相的族父李揆[3]3771，似乎不愿提携族人。其兄李皆尚且“滞于冗官，竟不引进”[3]3560，李益与李揆的关系更远，自然难以攀附。李益后官至礼部尚书致仕，当时的太子庶子与其同名，尽管李益“兼门地焉”，但“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戸李益”[4]78。可见，李益的家世背景与其仕宦升迁的直接关联并不紧密。
    至于董邵南，尚未见有表明其家世背景的史料，具有显赫家世背景的可能性似乎不会太大。
    李仲昌“贞元中，以门荫授唐州参军”。虽然家世不显，但他却有“门荫”作为出身。唐代的门荫制基本上针对三类人：一是高爵，二是皇亲，三是高级品官(五品以上)[3]1805。李仲昌父祖的官品皆在六品以下，并不符合此类严格的门荫制。但门荫制的范围在唐后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低品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子弟无高荫可庇，但可以通过品子身份叙阶入仕。《新唐书·选举志下》载：
    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5]1172
    以品子身份充任各种杂职掌，考限一般为十数年，考满后经过本司简试合格，可以获得散官出身，再依散官参选的有关规定，经若干次简选，有可能获得流外乃至低级官职⑨。李仲昌可能是走的这一条途径。如其就任，根据唐代一般的迁转程序，上达的机会很少。
    李益“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2]。之后，虽有一些升迁，但是“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2]之后便长期不见迁改。可见，李益在唐廷确实“不得意”[3]3771。
    又据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董邵南“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6]247。
    由此可见，安史乱后，北走河朔的士人不论家世背景如何，在中央仕途不顺，或难以谋职，就会寻求到河朔地区发展。即如陈寅恪所言，此为“当日社会之常情”[1]189。
    北走河朔的士人在河朔地区的升降起伏和命运如何？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李益被“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3]3771。《李益墓志铭》虽然详细记载了李益的家世、家庭、婚姻和仕宦，但是详于李益被召入长安后的经历，对于他在幽州的活动，有效的信息也只有“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缓副焉”[2]数语，至于“卒使逆流再顺”等语，则有待查考⑩。关于董邵南，更未见有其河朔经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