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仲昌在河朔地区的浮沉升降却被详细地记载下来。
    并未上任的李仲昌，首先投奔了昭义军。结果“昭义节度使司空公李公，器其高族之良，抑以从事。公感知己之至，就洺州司仓参军。”此“司空公李公”当为李抱真(11)。此时，李抱真“雄视山东”[3]3647，必定需要用人。又“表(李仲昌)为曲周县令。”曲周为洺州属县[3]1497-1498。史称，“李抱真为昭义军节度使，欲招致天下贤隽，闻人之才善，必令持货币千里邀致之。至与语无可采者，渐退之”[7]1052。李仲昌的祖、父只有低品官的仕宦经历，尤其是其父还有任职于“山东”刑州的经历，这或许是李抱真“器其高族之良”的原因之一。但李仲昌的家世背景毕竟不够显赫，因此，他更多地是依靠其才干。唐朝后期是一个等级制度再编制的时代[8]201，原有的以自然血缘为纽带的门第观念有所消退，却仍然保持着影响。多为军人出身的藩帅也大多愿意和世家大族建立联系，考察家世门望。但藩镇(尤其是河朔地区)内外的繁杂事务也使得他们非常看重“才干”。所以仕于成德镇的郑潨(745-792)(12)，其墓志上说他“以才地称”[9]1917。“才地”是才干和门地的合称，短短数语，正反映那个时期河朔藩镇用人方面的特征。李仲昌可能有家世的背景，但其影响不能高估，若无真才实学，便不能得到李抱真的提拔。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朔地区，不但有中央与藩镇的战争、藩镇之间的战争，还有藩镇内部的军乱，这些都对北走河朔之士人的前途产生重要影响。《李仲昌墓志铭》云：“李公薨，兵变于广平。公知势终不可固，乃缘东而趋于魏。”李抱真卒于贞元十年(794)[3]3649，其子李缄欲仿“河朔故事”袭领昭义军节度使，他还希图取得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的支持，但遭到了王武俊的严辞责让[3]3649。朝廷则将昭义军中之事受以王延贵，李缄外不得河朔强藩支持，内不得本军拥立，只好入朝东都[3]3649-3650。但李仲昌的上级、时为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的元谊对唐廷的安排不满，“表请以磁、邢、洺别为一镇”[10]7562，并“阴结田绪”[3]380。田绪时为魏博节度使，虽然田绪子“季安纳谊女为妻”[7]426在此事之后，但元谊和田绪的关系在贞元十年之时应该已经非常密切(13)。由于昭义镇内部以王延贵为首的河东集团和以元谊为首的河朔洺州集团存在激烈矛盾，最终演发了分裂战争。关于这次战争，正史皆有著录，而《册府元龟·将帅部·讨逆》记载得最为详细：
    王虔休为昭义军节度留后。贞元十年七月，昭义行军司马元谊据洺州以谋乱。八月，虔休统兵赴临洺以攻元谊。是月，谊除饶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谊又上疏，请率洺州军士防秋于京西，德宗许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临城，城中出师御之，颇相杀伤。虔休又引洺水以灌城，分兵收鸡泽。九月，虔休遣将李庭芝破元谊兵将李同悦于长桥，残杀居人男女数百口，同悦走魏州。庭芝进收鸡泽，又杀居人男女数百口，鸡泽守将、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息。洺水等数县将吏、居人闻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洺州潼(漳)濠冰合，发卒数千人逾濠，搏城急攻之。元谊自城上督战，矢石乱下，又出兵拒斗。虔休军稍却，会日暮冰解，涉濠者多沉溺。大将张沛、来浩皆中流矢，士卒死伤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洺二水以灌之。[11]5037
    广平即是洺州[3]1497-1498，正与《册府元龟》记载的战争地点相符。王虔休的军队在洺州境内引水灌城，残杀居民，战争极其残酷，以至“洺水等数县将吏、居人闻虔休兵至，悉走魏州”[11]。贞元十二年正月庚子，元谊、李文通等“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余口奔魏州”[10]7570。综上，李仲昌作为元谊洺州集团的成员之一，兵败后逃到魏博镇，时间应该不晚于贞元十二年正月。
    李仲昌来到“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之后，其仕宦生涯有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唐廷方面在元谊入魏博之后不再追究，“命田绪安抚之”[10]7670。可能根据这种安抚的措置，李仲昌署“贝州录事参军”“领印如旧”。
    贞元十二年四月，田绪卒[3]3846，其子田季安按“河朔故事”，继任为魏博节度使。此后李仲昌先“改卫州录事参军”，又“迁相州尧城县令”“转魏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兼元城县令”“寻为冠氏县令。离弊既复，再为录事参军”，随着任官地移向魏博镇治所魏州，他也一步步接近魏博镇权力结构的中心。
    不久，田季安“请充节度巡官，权知博州刺史、兼防御使。”巡官在唐中叶藩镇使府僚佐系统中很常见，节度使、观察使下皆有巡官[12]199-200。巡官也是士人入幕的初任幕职，虽然只是一种基层幕职，但是延请之仪隆重，需要一定的名望、才学和人脉关系才能得到[13]210。巡官的职务虽然多样化且很有弹性[13]240-247，但是用作阶官兼官的却很少见。张国刚曾指出，唐代后期使职有阶官化的趋势，在藩镇使府僚佐体系里，以押衙用作带职、兼官的现象十分普遍[14]。当时，“河北之俗，刺史阙，其帅辄以僚属将校自为之，不请者有年矣”[15]5137。李仲昌既以僚属身份担任支州刺史，节度巡官就同押衙性质类似，象征李仲昌在魏博镇节度使府中与藩帅的密切关系。而博州刺史、兼防御使才是李仲昌的真正执掌。武人出镇，一般以押衙兼官，而文人出镇则未必。李仲昌就是以巡官这一文职僚佐兼任博州刺史。所以，以何种藩镇使职兼官很可能是以出任人本人的文武性质所定，也许并无特定规律。唐后期藩镇军队分为牙军、外军镇(亦称外镇军)、支郡兵和县镇(14)。魏博镇只有天雄军一个军号，未见其他军号。博州的驻军应是支郡兵。李仲昌兼防御使，即表示他统领本州兵马。河北刺史治军戎始于先天二年(712)。玄宗以敕的形式宣布“河北诸州，加团练兵马，本州刺史押当”[16]1436。“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3]1389代宗即位后，曾将防御使改为团练使，意在表明全国由战争状态转化为和平时期[17]16，但河朔地区似乎并没有受此影响。藩帅又为其“拜监察御史里行”，这是巡官的常带宪衔而非刺史的一般带职(15)，表明这个刺史虽非朝廷正授，但藩帅却又不得不为李仲昌的幕职在中央奏授一个相应的宪衔，由此折射出的正是魏博镇作为典型的河朔藩镇与唐廷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李仲昌的仕宦与这一背景密不可分。李仲昌又改相州刺史，任期三年，所以《李仲昌墓志》称其“两牧大郡”。此后，他又“加节度判官”。判官在幕府文职系统中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和行军司马[12]182-194，因此李仲昌的幕职由巡官升任判官，在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