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和总结，应该包括两部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以及对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专门史的研究和讨论。这里只谈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发展历程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其发展的历程。佩里·安德森曾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从未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过广泛而概括的论述，这对于当代人来说是更为明显的漏洞”。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下一代的理论家中大部分人直到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有4个人：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 但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看法，他们关心的只是把历史唯物论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易于掌握的世界观就行。
    安德森还写道：到了斯大林时期，“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在十年之内却已沦为半开化的一潭死水”。⑦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在莫斯科发表。H·马尔库塞就此在1932年《社会》杂志上著文指出，这部手稿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各阶段著作中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
    50年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在西欧达到高潮，但这时期的特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它以外的、甚至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弗洛依德主义、结构主义等）的不断汇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从所未见的。60年代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象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涌现了一批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学者。到70年代，苏联理论学术界也开展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有益的探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称为“经济决定论”，即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对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生活、上层建筑有直接的决定作用。G·A·科亨在1978年成书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持这种观点。科亨在书中写道：“说到存在决定意识，至少有一部分是指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的特征，要坚持用生产力的经济作用的结构来解释。”科亨坚持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是依赖其对人类本质的下列两个假设上：第一，人类的存在是“理性的”；第二，人类能用其理性来改善其物质处境。而这两个假设又跟他认为人类发现自己被物质免去所困扰的观察相联系的，即是说，人类理性认识到物质上需要改善，要改善生产力以便改变其物质贫困的条件。他认为，生产力这个“超社会”的（或“超历史”）的技术，将强迫社会调整其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的核心。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内部关系论”。他们认为上层建筑不是作为外部的或是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作为同一个社会整体内部有关的原因或多重决定的作用。对此，卢卡奇做了如下的理论说明，他从黑格尔那里引进了“整体性”的概念，同时参照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关于整体观的结论，即“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据此他认为，我们现在正统的把上层建筑作为被经济基础决定、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为一个整体的两个独特的领域是跟马克思的“整体论”观点不相符的，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写到：“在历史解释中，经济因素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决定性的不同，但从整体的观点看，不是首位的。”⑧这个思想被他的两个门徒M·豪克海默尔（Horkheimer）和T·阿多尔诺（Adorno）所继承。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意大利的A·葛兰西也强调了上层建筑的作用。他提出了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历史组合”概念，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结构--超结构；自然--精神；物--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体制--革命。其重点是指出“超结构”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结构的“反映”，另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并反过来推动“结构”（“互动”）；他又指出物质是内容，意识形态是形式，而“物质力量不可以想象为没有形式，而意识形态缺乏物质力量也只不过是个人空想。”⑨他以当代西欧资产阶级存在强大的上层建筑，强大到可能遏制和阻挡经济危机的出现为例，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大作用。阿尔都塞在说明葛兰西的上述观点时说：“在历史上，上层建筑等领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之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⑩
    第三种观点是“多元决定论”，它是基础论和内部关系论的结合。以阿尔都塞为代表。他不但试图坚持社会结构是由许多独特的和分开的“层次”或“实例”组成，而在其中经济依然是决定性的；同时承认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决定或多元决定的，并且后者（上层建筑）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他试图在“经济决定论”和黑格尔的“整体论”之间取乎其中。阿尔都塞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他们有两个共同错误倾向：即过份夸大客观条件的局限性，低估甚至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份夸大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低估甚至抹煞上层建筑／上层结构的变革能动性。另外，阿尔都塞也挑黑格尔的“整体论”的毛病，因为“整体论”把整体的性质是由每一部分决定的，整体的各部分之间是不能分割和互相依赖的。如黑格尔把古代罗马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和宗教看为是“抽象的法则的内在本质的表现和破灭”。这样黑格尔的模式又太简单化，把世界历史或各个国家的历史都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的历史。阿尔都塞认为，不仅因为历史的每个变异都有其自己特殊的“节奏”和发展的“暂时性”，而且因为在各部分和整体之间是多元决定而不是由单个因素决定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