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种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正是唯经济主义……不了解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12）显然，阿尔都塞在这里想运用“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的因素”，但又要避免重蹈经济决定论的复辙。这种观点，有的评论者认为，“在客观上，他正在取消了经济结构对政治、文化、宗教等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说法。虽然他保留了经济结构‘最终’能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个提法的含糊程度，实在不能说明任何事物。”（13）而曾经追随阿尔都塞的B·亨德斯和P·希尔斯特（Hirst）便索性取消了经济“最终”决定的说法。
    第四种观点是以J·哈贝马斯为代表。他虽然没有最终否定经济的决定作用，但经常在经济之外找出另一种足以决定整个社会运动的机能，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假设，需要一个新的重组，那种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模式，应由一种更抽象的‘工作’和‘交往行为’的模式所取代。”（14）他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介入生产，调节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结果是打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两分法，应该抓住“物”（工作）和“人”（交往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模式。他提出这样的“工作”和“交往行为”的概念，是基于他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关键范畴，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都已经过时。”（15）其理由是，当代科学技术独立地成为提供“剩余价值”的来源，直接劳动的作用反而退到很低的地位，劳资关系从而相对稳定，阶级对抗被长期延缓，现实中没有足够导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资本使用的私人形式及社会分配的政治形式，均能一般地维系着群众对制度的认同。所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或称“后期资本主义”）最突出的中心问题是反对异化，“人的革命”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要通过改革，把“人”的全面异化改变成为“理性化”的人。这种改革不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私有制），而是“要充分发展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有计划调节功能，又要健全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国家机器的民主控制，首先由消费方式的改革入手，逐步调整生产方式以至整个社会结构的理性化”。（16）可见，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的作用。
    总之，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几十年来，不仅在西方而且在苏联东欧也在深入地展开探讨，这是很正常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同时，他又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同上，第479页）这些话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历史唯物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论”的研究说明，仅供参考而已。
    注释：
    ①④⑥⑦佩羁·安德森1972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37、41、11、20-30页。
    ②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③李忠尚《“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
    ⑤法《新观察家》杂志：“法国回顾”《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12期。
    ⑧G·Luckass《Historv and class consciousness》第27页。
    ⑨A.葛兰西《“狱中笔记”选译》，（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1971，第377页。
    ⑩（1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主义》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0-91、184页。
    （11）L·Althusser & E. Balibar 1938《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NLB,London第108-9页。
    （13）江镇川《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与意识形态》，马国明编，香港曙光图书出版公司，第80页。
    （14）（15）J. Habermas 1971《走向理性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ty）London HEB，第91页、107页。
    （16）H·马尔库塞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