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也自然体现着叙事传统。然而，《史记》中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乃是其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的重要原因之一。
    “叙事”二字古已有之。首见于《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賛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2]此处的“叙事”，有“依序行事”的意思。从表面看，古代“叙事”的最初意义似乎与现在“叙事”一词的意思相去较远。然而，从实质上看，“叙事”一词古今意义差别并不大，都是指某些事件、活动顺着某方向，按照一定的时间流程发展延续。从空间来讲，一般情况下，同样的位置只能放置一个物体，因此，物体的摆放也有顺序；从时间来讲，某一事物在某个时间点上也只发生着某一特定的变化。所以，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有次序。与此相一致，古代的官员在安排活动时也得按次序进行，这里就有顺序问题。古代最早的“叙”是用顺序的“序”，主要是指仪式上的顺序，加上古代的祭祀、庆典等仪式都要奏乐，仪式的程序、奏乐顺序与乐器摆放顺序都是仪式成功并整然有序的保证，因此，这里的“序”就和空间、时间有关系。就叙事学而言，“叙事”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讲述故事，就是要把事件或活动的空间的分隔转为时间的分隔，按顺序来排列。所以，在同一文章的某一叙事节点上，只能叙述一个事件，叙事次序就显得特别重要。由之，当代“叙事”学中的叙事的谋略、智慧和技巧也主要是体现在次序上。在古代，“叙事”的“叙”与“顺序”的“序”、“头绪”的“绪”都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的叙事，又是“头绪”，又是“顺序”。因此，中国的“叙事学就是头绪学，就是顺序学。中国叙事学以史为渊头，以史为重点，它是从史学发展起来的，然后波及小说、戏剧，它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3]《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叙事的特点也十分明显。
    在《论诗的张力》中，“新批评”派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把“张力”(tension)一词从物理学领域借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他说：“我们公认的许多好诗--还有我们忽视的一些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为这种单一性质造一个名词，以便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些诗。这种性质我称之为‘张力’。”“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贯通一气的。”[4]后来，英国学者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中将它释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5]又将张力运用到了诗歌以外的其它文学批评当中。由此我们说，好的文学文本应当有恰当的张力度，这就使文本激发读者审美感受量指向最大化。
    因此，在《史记》叙事中，“序事”与“凑理”的张力、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的张力所产生的效果，使得《史记》在成为一部历史巨著的同时，也成了不朽的文学作品，从而具有了极高的审美性和文化价值。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这里的“善序事理”，不只是说司马迁善于叙事，更在于强调司马迁善于在叙事当中把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属于事物规律性的“理”给揭示出来。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所言：“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7]这样，在《史记》之中，司马迁就把“序事”与“凑理”巧妙结合，产生一种张力之美。
    《史记》善于“序事”，前人多有论及。吴敏树在《史记别钞》里以《项羽本纪》为例对此加以阐发，他说：“史家原只依事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如此纪，项氏起吴中，部署徇县诸事，绝无指数，直入渡江击秦，建立楚后，项梁败死不久，其人事迹并略，专向项羽铺陈，至入关擅事以后，怀王彭城举动，不涉一语，独沛公鸿门摹绘累纸，惟恐不尽。其后所置诸侯王，与项氏岂免交涉？竟无所及，独及田齐、英布，益以彭城，皆关楚汉成败紧处，即又不肯琐屑多道。吾意史公作此纪时，打量项王一生事，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赵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后则专与汉祖虎争龙战而已。故下笔万言，滔滔滚滚，如长江大河，激石滩高，回山潭曲，鱼龙出没，舟楫横飞，要是顺流东下，瞬息千里，终无有滞碍处耳。从来良史记事，第一论识，而柳子之评史公曰‘洁’，真是高眼看透，学者但能从有会无，即详知略，则于序事之文，立占胜步矣。”[8]这是说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注重立意和章法，见识高，对事理看得透，写一件事情能够抓住本质和要害。这里就有“序事”和“识见”的关联。正如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所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9]方苞认为“义法”源于《春秋》，由司马迁加以发明运用而更加显著。关于《春秋》“义法”，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致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0]这是说《春秋》用简约的文辞整理悠久而纷繁的史事，并借以寄托关于“王道”、“人事”的思想。方苞所论“言有物”是说太史公作文有思想，有观点；“言有序”则是说文章有条理，文章要讲究有意义的表现形式。而二者都反映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和评判。此中即可看出“序事”与“凑理”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