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史记》的五种体例，互相联系，互相照应，互为补充，形成有机整体。本纪是全书的纲领，以编年为线索，以帝王为叙述重点，为整部史书的叙事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时空框架。表、书、世家、列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本纪加以补充阐释。同时，由帝王而世家而个体，不同体例反映不同层次的人物，全面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层次感。朱自清先生曾对此解释道：“《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20]因此，司马迁这种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例及其五体结构，实则是表达“承敝通变，见盛观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作史目的，这即是“结构之道”的体现。另外，《史记》“结构之道”还体现在司马迁对社会哲学的思考，即“法天则地”的自然观。《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及“作《五帝本纪》第一”的中心思想时指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0](P3301)“法天则地”，就是取法则于天地自然运行的大道，是五帝为后人留下的法宝。这一自然观也是通过“结构之道”体现出来的。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中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17](P13)除此之外，《史记》的篇目按照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一方面体现了时空序列，另一方面体现了政治序列和等级伦理序列。而每一体例中人物放置的位置则体现着叙事者的第一关注点和史学思想。这种“按人物等级分类分编，倾注了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每大类的首篇都以‘尚德’为宗旨。”[18](P80)这也是“结构之道”的体现。正如杨义先生所说：“结构本身隐含的意义，往往比公开的文字表述还要重要。比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并不要历史学家站出来评论哪个人，只要把孔子放到《世家》里面，把陈涉放在《世家》里面，把项羽放在《本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这种通过结构的评价比站出来说三道四地评价还要发人深省。”[3]这就是结构之道对于史传的意义。
    关于“结构之技”，用杨义先生的话说，就是用以“疏通文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善叙事理”之技。是每一篇传记的结构之法。从学者研究可知，《史记》的人物传记，按其内容、性质、形式，可分为专传(单传)、合传、类传等，而一类有一类的线索，每一篇“有它每一篇的结构”。[21]单传是单线结构，即按照人物命运的发展轨迹来结构材料。以某一人物的命运发展为主线，而其他与此命运相关的人只作为陪衬、烘托，而将这一人物命运特征显示出来。如《项羽本纪》以项羽为全文中心，一切事件基本上都是围绕项羽这个人物而展开，其行动和命运的变化就成了单线的结构线索。合传采取的是两条主线纵横交错、相互穿插的结构线索。以两种命运发展为线索，这两种命运具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是采取两人并列的写法，而当矛盾展开的时候，又横插进一个灌夫，成为矛盾双方的导火线。于是双方矛盾便交织起来，错综复杂，难解难分。到矛盾十分尖锐时，甚至连武帝、王太后都卷了进去。结局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在类传中，对于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物，又采取了放在一起记述的方法，在结构上采取多线型纵横交错式。如《刺客列传》一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这五人在时间上前后相距四百多年，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事迹的时候，一方面保持了他们各自故事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利用时间的线索，将这五个人的事迹联系了起来。在最后又总括说：“自曹沫到荆轲五人，此其义……”这样就显得这五个人的事迹，是同一种精神的延续，他们具有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和一致性。这样的结构既纵横交错，又步步深入，不断上升。《酷吏列传》一共写了十个人的故事，这十人都是汉代人物，而且多是当代人物。由于这些人物活动在同一时期同一个政治舞台上，他们的事情本身有很多直接联系。因此，在此类传中，司马迁一方面保持了这十个人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尽量使他们的事情互相穿插，结成一体，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纵横交错式结构。[22]这种对于反映人物命运特征的人物关系及其变化的安排，就是“结构之技。”
    这样一来，“结构之道”同“结构之技”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史记》的总体设计，都是围绕其主题即作史目的来安排，这就体现为“结构之道”；而单篇传记也均有一个以表现传主命运的结构安排，这便体现为“结构之技”。因此，“结构之道”就对“结构之技”有一种支配和统摄作用。“结构之道”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层次、分门类、分角度地记述三千年间的风云人物，概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体现“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这就对每一体例传主的选择、史实的核定、线索的安排有着制约作用。要很好地概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必须在“道”的统领下确定有效表现具体人物成长史的“技”。这样一来，传记整体主题使所有人物传记的结构具有了联系性。反过来，“结构之技”则体现“结构之道”。每一篇传记结构的形成，是为了表现来自作者对该历史人物命运深入思考的主题。而每一传记的主题合起来则是《史记》的主题。《史记》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传记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实现的。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成了《史记》传记最恰当的结构形式，因此人物命运特征成了《史记》传记组织其艺术框架的实际依据，它决定着传记结构的基本形式。
    由此观之，“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同样，当你对整部《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作一统观的时候，又不得不去为每篇的结构叹为观止。